例如，在【案例1：郭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中，法院认定郭某某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形势下，出国旅游返回后的故意隐瞒和不执行隔离规定的行为，社会危害严重，影响恶劣，应依法从严惩处；在另一方面，在这批案例的裁判结果中，我们均可以看到“认罪认罚”、“认罪悔罪表现”、“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等关于从轻情节的描述，在量刑上并没有因涉及疫情防控就人为地“拔高”处理，例如在【案例7：王某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中，法院结合王某某的具体犯罪情节，决定对其适用缓刑，由此体现出法院是全面考量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从轻情节等综合因素，没有偏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要求。
本批公布的典型案例也充分体现出理性司法的立场，这鲜明地反映在【案例4：苟某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中。法院认定苟某在疫情排查工作中，多次故意隐瞒其去武汉市的行踪轨迹、密切接触人员情况，造成900余人被整体隔离、3名亲属被确诊感染的严重后果。根据公开报道，苟某最早是被警方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这作为全国第一例而引发广泛的关注。
我们应该看到，面对突发的疫情，在防控初期难以进行分层分类管理和救治，患者和非患者都混杂在一起，许多群众难免会紧张恐慌，面对隔离的严格管控措施也经常表现出抵触情绪，而且确诊或者疑似患者的检测和康复问题也远比“非典”疫情复杂。除了极少数出于恶意报复社会的患者之外，绝大多数人在明知的故意内容上是隐瞒活动轨迹或者密切接触史，并不是危害公共安全，在意志因素上对于引起病毒传播的后果也是持否定的态度。可以说，那些已经确诊或疑似的病人本身就是疫情的受害人，在办案处理时理应注意区分不同的情况，体现出人文关怀，不应是简单地“重拳伺候”。
有鉴于此，随着防控疫情的深入发展，我们在总体上坚持依法严惩的刑事政策下，也需要考虑上述复杂的案件情况，准确地评价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能简单生硬地均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予以惩治。特别是该罪是一个带有死刑的重罪，在长期重拳打击的司法操作思路下，也容易扩张适用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口袋罪”，刑法理论界长期呼吁应审慎适用该罪。
值得肯定的是，该案检察机关最终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苟某提起公诉，法院采纳起诉的罪名定性，判处苟某有期徒刑一年，从而确定了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界分标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司法理念进步。这既在法律适用层面上精准打击妨害疫情防控犯罪，防止了“一刀切”的机械操作和重刑主义，也有利于消除群众的对抗情绪，有效地推进疫情防控工作，从而实现办案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充分表现出疫情防控中的司法法治化水平。
三、司法导向：多重效应的考量
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面临的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全国“战疫”的总体战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因此，在法治轨道上规范和理性地司法，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是切实履行刑事审判职能的最基本要求。
从保护法益看，公共安全是上位概念，容易囊括众多直接客体而泛化理解适用，故我们更应考察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所侵害的直接客体，其在刑法典中的体系性位置处于分则第六章中的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
从长远的角度看，在防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司法实践中，我们应依法提高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幅度，并从大视野上将其纳入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范畴，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而且可以体现出人文关怀，案件的处理结果也易于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可以引导广大群众增强守法意识。
最高法在公布的第三批案例上，将焦点全面地汇聚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由此也反映出“指挥棒”的司法导向效应，应该值得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