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贪官的无奈还是我们的无奈？

　　又一个倒下了，以前是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现在是程维高。他们都是在党和人民的长期呵护下成长起来的，为什么却在最后异化为人民和国家的公敌，为什么我们的高官如此的高处不胜寒？为什么公权力却会成为高官腐败的工具？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我们是否想过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究竟应当做些什么？

　　当这批人纷纷倒下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当事人，还是我们的社会舆论，都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口径：“他们没有好好的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金钱和美女的面前失去了党性和纪律，在糖衣炮弹中没有了坚强的意志，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就是事实、就是原因么？！我不否认这方面的问题成了他们腐败的缘由之一，但这不应该成为他们腐败的借口，更不应当成为他们腐化的根本原因。究其原因是我们把他们变成了权力孤岛上的弃儿，让他们在权力的漩涡里如鱼得水，是我们最终促使他们走向了我们的对立面。

　　马克思说过，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矛盾体，我们首先是自然性而后才是社会性。我们首先是具有其他动物本能的灵长类动物，而后才是有意识和思想的人类。西方也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谚语：人的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七情六欲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天性，在这个欲望极度膨胀、正凶猛地吞噬着我们心灵的社会里，我们没有理由把我们的身居要职的官员们都想成是圣人。程维高事发后，有记者到了他原来任职的常州市访问，那里的干部和民众都纷纷向记者质疑，在他们的眼里程维高是一个好干部，是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好干部，怎么可能被沦落为一个贪官呢？当得到记者的肯定后，他们才无不遗憾到“想不到他也会晚节不保……”　　这是多么的令人遗憾呀！

　　我们的官场，高官们可以覆手为云翻手为天，无所不能，享用着这个社会提供的无限优待（从最低级的吃住用，到各种高级的享受，几乎无所不包，在自己的管辖内自己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君主）。而下属和社会的极尽奉承又无以复加地加剧了高官们对自己权力的欲望。

　　贺卫方教授在他的一篇《善待官员》文章中高呼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应当善待我们的官员，“官员的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不只是个人品行和修养的，更在于我们对官员的要求以及给官员设置的制度环境，使得他们经常身不由己的走向了腐败。”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给高官们的权限是明确的，而不是无限制的扩大的；如果我们能够培养起科学的上下级关系，建立起有效的内外部权力监督体制，充分的发挥社会舆论的人民喉舌监督作用，置一切公权力于阳光之下；如果我们的社会中少了些走后门爱巴结高官的文化；如果我们在高官们刚刚犯错误的时候就拉他们一把，也许……各种监督机制形同虚设，装聋作哑，这实际上是无异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往者去已，来者可追。贪官现象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政治、法制、社会文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修养就可以弥补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值得幸运的是，党的十六大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完善党内的民主监督”。而最高院也在准备着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强调司法的公正。新的宪法修改也将继续关注着诸如“确立公民合法财产权和公有财产权同等的宪法地位”、“宪法法院的设立”以及“违宪审查”等问题。我想，有一个好的社会法治，有一个好的公权与私权的平等交流平台，有一个好的权力制衡，程维高或许就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