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高薪养廉

自今年上半年“广东佛山市政府正在酝酿从财政中每年拿出500—1000万元，提高镇级领导干部的工资，实行高薪养廉 （4月17日《羊城晚报》）”的报道见报后，直至今日，社会各界对“高薪养廉”这个命题还在争论不休。虽然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有，但总的来说似乎反对意见占了上风。笔者亦有感触。

说句实在话，只要能生廉，咋养都好。问题是高薪能否“养”出廉来？人们普遍心存疑虑。“高薪养廉”，古来有之。清王朝文武官员除有正薪外，另给的养廉银便是。遗憾的是：万岁爷的养廉银白花了。满朝百官，有几个不在为实现“十万雪花银”而绞尽脑汁？有人会问，新加坡“高薪养廉”不是较为成功吗？但这并非适合各国国情，也绝非万全之策。因为廉风的形成与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法制完善程度和国民整体素质的高低等因素甚密。把“廉风”仅归功于“高薪”，显然失之偏颇。从事物发展的本质上讲，高薪未必生廉，低薪也未必生腐。当今世界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其薪高于国民平均收入的三五倍，甚至更丰厚，结果却事与愿违，越“养”官员越贪，营私舞弊、贪污受贿的丑闻迭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官兵平等，其薪水甚低，而廉洁之风至今还让人们称道、敬佩。

退一步讲，“高薪养廉”只是权宜之计。靠“高薪养廉”养一时易，养长久难，养得官员个个都廉洁则更难。事实上，“养廉”不在薪的高低，而在于“养”是否得法。关于如何“养廉”，江泽民同志曾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特别要在执法部门和直接掌管人、财、物的岗位，建立有效防范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约束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对“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也作出了明确指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廉政法制建设，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就是说，要通过教育，让人们进一步看清腐败对革命事业的危害；通过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规范那些掌权人的行为，这才是养廉之根本。 

（作者来自湖北省团风县财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