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法官：“别子”法官

   “别子”法官的真名是郭巨，因为我觉得“别子”二字能反映他的性格，才这样称呼他。其实他真的不“别”，人非常随和、平易、耿直。

    我自幼与郭巨同村长大，一起上学，直到同在一个县城参加工作。郭巨分到县法院工作，我分配到与法院毗邻的县教育体育局工作，所以两人非常投缘。关于他的“别”，可不是从工作以后才有的，这得从幼年时期说起。

    记得在农村老家上小学一年级时，当时的农村是集体经济组织。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同村的小孩都在生产队的瓜地附近等候分瓜，因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我和小伙伴们坐在路边，眼巴巴地看着生产队的干部与当时的人民公社干部在瓜堆前吃瓜，挑瓜。不大会儿，郭巨背着筐子来到我们跟前。他说：“为什么不到地里去？”小伙伴们说：“干部们不让去，谁去罚谁。”郭巨哼了一声背着筐子就走进了瓜地。他到瓜堆旁后，和大人们一样，挑个瓜就吃了起来。生产队干部当即喝斥：“谁给你的权利进瓜地，你竟敢吃瓜，今天你家的瓜不能再分了！”郭巨将手中的瓜一摔说：“凭我是这队的人！”又指着公社干部说：“你们吃，他们凭什么也吃！”公社干部一听，马上表态：“提的好，你没权吃的话，我们更没权吃！”生产队干部说：“凭你进地今天也得罚！”“你们吃公家的瓜先罚！”郭巨坚持说：“你们不但进地，而且吃瓜，还敢罚人家，比国民党还赖！”从此，不知为什么，只要是郭巨在场，公社干部也好，生产队干部也好，就不敢随便办事。他们背地里说：“这孩子混不好，将来长大也是生产队的难缠户，太别了！”

    其实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初中一年级时发生的一件事。那时还存在成分之分。我村的一位富农出身的小伙伴毛毛，因与其他人玩游戏发生纠纷。对方以毛毛是地主崽子为由，侮辱谩骂后，又纠聚一部小孩采用戴高帽子的方法戏耍毛毛。郭巨挺身而出，帮助毛毛与其他人进行斗争，毛毛的父母知道后，非常感动，后来逢人便说：“这孩子认理！”在我们那一带，同龄人和上了年纪的人只要一提起郭巨，像这类事，可给你列举许多。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与郭巨毕业分配到同一县城工作，由于是单身汉，所以吃住经常在一起。一次，他告诉我说，院长准备让他留办公室工作，但他愿去乡法庭。理由是，他是农民，深知农村的民事纠纷的严重程度，愿和农民在一起。我感到不可理解：“咱可是农民的孩子，一下乡就别打算回县城了。”就这样，院长没能留住他，我也没劝着他，他在乡法庭一干十几年。

    有一次，我问他：“讲讲你在乡下的故事，伙计。”“乡村那些不论理的户，可怕我了”。他仍那样的“别”劲说：“我才不理会他们那所谓的权、势与酒肉哩。我下乡的目的就是找找当老包的感觉”。

    因为他的“别”，后来院里把他调到院机关庭室工作，并负责有关企业改制方面的法律工作。在这个期间，我知道这个工作比较棘手。因为涉及到工人的生活问题、领导者的决策问题，而这两者常常又发生冲突。郭巨没有畏惧，社会反映还算不错，也从此由乡里的人变成小县城知名度好高的人物。但这里边的甘苦郭巨知道，我也了解许多。因为这项工作涉财产的评估与买卖，后来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了好几位参与人员，但没有查过郭巨。

    法官职业可以使人变富，也可以使人霸道。但郭巨仍然很不富，也很随和、平易。为此他老婆常数叨：“比他工作早的也有，工作晚的也有。而且都是一人拿工资，人家老婆披金带银，房子几套，还官直往上冲，你看你们一个庄的，咋就出他这样的货！”“俺哥结交的企业老板、商业名家也不少呀”！我说：“家里也可以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的确是这样，所谓的这些老板都是垮台的。掂三斤桔子、苹果的来，我还得花上半个月的工资请他们哩”。他老婆说：“还好，没有落个贪的名，过日子放心”。

    郭巨的业务是不错的，他学习业务没有“别”劲。他虚心好学，从不不懂装懂，自恃才高，目中无人。在他的家中，有一间卧室是他专门学习的地方。一张三斗桌，一张折叠钢丝床和一块床大小的木板，木板上推放许多书籍，我常戏称他是“毛泽东”。他一板一眼的告诉我，小时候没钱买书，家里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是父亲给我指定的教材。父亲说，中国那么多有学问的人，像周总理这样的留学生就跟着农民出身的毛主席，毛主席一定学问大。他说他的“别”毛病可能就是从那时产生的。

    二十多个春秋了，郭巨还是从学校毕业回来后的那职位，没有见升，也没见落，一直这样无悔的劳碌着。不过，我却很纳闷，像这样一心为民，清廉正直的人，为什么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呢？可能也是因为他“别”吧！

 

    （本文来自法治论坛）        有话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