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侦探死于非命凸显法律盲区

受雇于一家商务顾问有限公司的黄立荣，12月13日受陕西某制药厂委托，调查紫禁城国医馆老板赵君的底细时被发现，遭殴打致死。作为一名游离于法律与现实之间的“私家侦探”，却在进行民间调查时死于非命，这一事实凸显了民事案件调查取证中的法律盲区，亟需引起高度重视。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律师在办理案件中享有的依法取证、调查权利，社会其他从业人员，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调查、取证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而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又十分强调证据的作用。一方面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另一方面又规定除了公安检察机关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没有调查取证权，法律留下的空白多少让人无奈。试问，不通过调查又从何获取证据？以本案为例，药厂被人恐吓为什么没有报警呢？为什么甘愿化钱，还要求助于民间调查机构？事实上，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尚且应接不暇，很少甚至不可能受理民事方面的调查取证，更别说在较快的时限内积极处理了。这就给民间调查机构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呈现日趋兴旺的发展态势。

1993年，公安部曾发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私人侦探作为一种职业，至今仍未开放，不能进行工商登记。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的增强，又迫切需要开展诸如诚信记录、合法经营、寻亲访友等民间调查活动。现实与法律的碰撞强化了私家侦探行业生存的尴尬境地，使其处于半地下活动，以致酿成悲剧产生。

其实在国外，十分强调保护人权的法治精神，但依然允许私家侦探之类的民间调查机构依法开展调查取证活动。当务之急，国家立法机关应制定相关法律，消除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和盲区，明确社会调查机构的地位，规范调查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行为，确保民间调查员的行为合法活动，从而不致威胁或影响他人的正常工作、生活，或侵害他人的隐私。

呼唤民间调查机构从地下走向公开，也许是黄立荣一案给我们的一大启示。

（作者来自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河角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