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丈夫李存玉

2004年5月30日22时15分，我的丈夫——李存玉永远闭上了眼睛，刹时，我觉得天昏地暗……当我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发现李存玉撇下我和只有四个月的孩子，永远走了！悲痛中，我怎么也不相信这一切竟然是事实。

1974年3月，李存玉出生在青海省乐都县一个贫寒的家庭。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当时，他的父亲在邻乡工作，他的两个哥哥在县城上学，爷爷奶奶已经年迈，家里的重担都落在他身上。每天天一亮他就起床，挑水做饭，喂猪喂羊，忙里忙外，有时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就上学去了。在学校，他学习十分刻苦用功，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

1995年，李存玉以优异的成绩被西南政法大学录取。捷报飞来，他高兴得哭了。他如愿以偿，但又为了那巨额的学费而发愁。他心里明白，父亲那微薄的工资既要养活两位近80岁的祖父母和一个弟弟，又要供他的两个哥哥读书，经济上十分拮据。为了减轻存玉的压力，那一年，我放弃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出去打工赚钱，资助他上大学。

在大学里，他学习很勤奋，很认真，得过两次二等奖奖学金和先进个人奖。1999年7月，李存玉毕业了，被三台县法院选中，签订了意向性合同。在这之前，他为了检验自己的实力，先后参加了重庆市的公务员考试。与三台法院签订协议后，重庆的几家单位发来录用通知，他都婉言谢绝了。后来，他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我说:“你怎么不留在重庆，而选择了三台法院？”他说:“既然已签了合同，答应了人家就不能骗人。再说，在哪干都是一样的，只要自己问心无愧。”

2000年10月，我和存玉终于结束了五年的相思之苦，走到了一起。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们是幸福的。一起做饭，一起大声唱歌，一起看电视，一起抢着吃水果，快乐的日子陪伴着我们。有一次，我听说结婚前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而他没同意，便开玩笑说:“人家那么好的条件，你怎么没有同意啊？”他说:“人要有良心啊，既然我爱上了你，我就要对你负责，为你着想！我们生活在一起，日子会苦一点，但我吃稠的决不让你吃稀的！”听了他的话，我很感动，我告诉他，我不怕苦，我们还年轻，吃点苦不算什么。

尽管经济拮据，但在李存玉脑海里，从没有过占公家便宜的想法。2001年，为了改变拮据的生活状况，我在古井开了一家理发店，租用的就是古井法庭的门面房。当时，法庭领导说房租可以优惠，但李存玉坚持不搞特殊，每月仍按市价付了房租。

在工作上，李存玉认真负责，爱岗敬业，将工作做得有条不紊。我们的家和他们办公室在一个院子里。每天早晨，他总是先把院子和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再洗脸吃饭。我每次都说:“你那么认真干什么？”他告诉我说:“这你就不懂了，有好的环境，才有好的心情，有好的心情才能把工作做好！”在法院他是一名书记员，每次他们审完一个案子，他都要把笔录认真，再详细地审查一遍才放心。

法庭的另两位同志家都不在古井，凡遇节假日，他总是说：“你们回家休息，我来值班，你们放心好了。”久而久之形成了惯例，法庭值班就被他“承包”了。到了节假日，他总是按时到法庭办公室值班，把法庭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群众来访，他总是给予热情接待，耐心解答。去年8月，平武县80多岁刘大爷，因女儿不尽孝道，拄着拐棍一路乞讨到了古井法庭。那天恰好是星期六，庭里其他同志都已休假。李存玉热情地接待了刘大爷，听说老人还没吃午饭，李存玉赶忙叫我打来热腾腾的饭菜。详细询问情况后，他立即骑上摩托车到十多公里外的下新乡一村五社，亲自驮着被告人——刘大爷的女儿到了法庭。虽然被告也家境贫寒，且年岁也已将近六旬，但在李存玉苦口婆心的劝导下，最终还是同意每月向刘大爷支付生活费20元。考虑到刘大爷与女儿间相距一百多公里，李存玉提出由被告在当地农行办理一张金穗卡，由被告持卡，刘大爷持存折，每半年支付一次生活费。当天，由于被告人仅带了15元钱，李存玉又主动垫付了105元，并带着双方到农行办理了手续。之后，李存玉又拿出20元钱给刘大爷作为回平武县的车费，并与被告一道将刘大爷送到三台县城，送上回平武的公共汽车。对李存玉周到细致的安排，被告感动得热泪盈盈，连声说：“你这样处理，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按时将应付的生活费存到卡上。”

2003年夏天，我们有了爱情的结晶，从那以后他就更忙了，一天除了做饭，洗衣服，还要下乡办案。有时候，他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看着他累成那样，真让人心疼。我多次要自己洗衣服，做家务，他不让我做，他说怕伤了我和孩子。预产期快到了，他怕影响自己的工作，怕没有人照顾我和孩子，所以和我商量后决定，我回老家生孩子。

通常来说，当妻子分娩时，丈夫总是在身边焦急地等待。然而我却不同，在那痛苦难熬的时刻，多么希望他能留在身边安慰我一下，可他却没有。后来，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不能过来照顾我，请我谅解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工作，他可以牺牲一切。

今年4月21日是他的生日，我在20日打电话祝他生日时，他说“五一”回老家来看我和孩子。可是“五一”那天我抱着孩子到车站翘首盼望了整整一天，也没见着他的影子。我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法庭在撤并，组建中心法庭，所以这段时间特别忙，回不了家了。5月8日，古井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李存玉病了。我马上打电话问他，生病怎么不告诉我？他说没事，只是小病，吃点药打几针就好了，让我不要担心，把孩子带好。我告诉他，如果病情严重就快去医院好好看看，要不我赶回三台。他说不要着急，我真的没事，如果严重的话我能上班吗？我现在还在上班呢！

在牵挂、担心中度过几天后，我接到他一位好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李存玉在县医院让我赶回三台。第二天我和李存玉的父亲就赶往三台。当我们赶到三台县医院时，看到他全身都黄了，人很瘦，还在输液。看到我们，他哭了。我擦去他的眼泪，说不要哭，一切都会好的。这时候，他却安慰我和父亲，说好多了，病情好转了。但当我问了主治医生后，才知道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法院领导见李存玉的病情未见好转，立即决定转往四川医疗水平最高、医疗条件最好的华西医院治疗，在华西医院专家会诊后，说他已是肝硬化晚期。听到这晴空霹雳般的消息，我两腿发软。这怎么可能？他这么年轻怎么可能得这种病？为什么？苍天啊，你怎么这么残酷！我和父亲强忍内心的悲痛，在他面前笑脸相伴，怕给他心理负担。5月29日晚上，他说：“小君，我特别想孩子，不知道她好不好?”我告诉他不用担心孩子，有人照顾，让他安心养病，等好了让他天天抱孩子玩。他开心地笑了。我看着他强忍疼痛的样子，实在忍不住眼泪直往下流。他问我怎么了，我说：“看你难受，我心疼啊！”他说：“我身体好，抵抗力强，你不用担心我。等我好些了，回家休养一段时间，我就又可以上班了。”这就是他和我说的最后的话。

5月30日早上，他开始处于昏迷状态，医院尽力抢救，但在晚上10点多他永远的闭上了眼睛。在这之前，医生说挽救他生命的惟一希望是做肝脏移植，但手术费用需要20万左右。对于我们家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根本无能为力。但法院领导紧急磋商后，决定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花费巨资做肝移植。院里一边指派一名副院长赶往医院商谈移植方案，一边向上级法院和地方党委请示筹资，发动社会募捐，来抢救他年轻的生命。可是他走得太快了，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审判事业，永远离开了他日夜思念的亲人。去世之前，他念念不忘他的只有四个月的女儿。我那可怜的孩子，仅仅4个月就失去了她的父亲。

李存玉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作为李存玉的家属，我特别感谢三台法院的各位领导、同事和朋友对李存玉以及我和孩子的关心，我要替我那还不能叫你们一声叔叔阿姨的女儿感谢你们。为了帮助我们度过生活的难关，三台法院法院全体人员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捐出了50元、100元……在此，我代表李存玉的家属，向大家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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