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何以相信10万官员出国培训
近日有消息称，中国在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至少派出10万名各级官员到英国进修培训，占出国培训干部总人数的三分一，许多读者对此发表措辞激烈的批评。《法制晚报》记者多方核实，发现这则消息不实。（见9月5日《江南时报》）
有专家称，这是一个毫无常识的说法，因为对中国干部制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政府部门派一些无足轻重的闲职官员去国外学习一年是有可能的，真正在岗的官员别说派出去一年，就是一个月也派不出去。但是为什么公众对此没有丝毫的怀疑，并且发表了众多的抨击之词呢？是公众缺少常识吗？笔者以为，公众接受这样的信息并且进行抨击，是建立在公众对官员的日常认识和有关制度执行不力的基础上的。
近年来发生的众多腐败事件和腐败官员的所谓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呈直线上升之势，导致官员的道德形象在公众心目中的坍塌。现实生活中，公众对政府持普遍的怀疑态度，抨击官僚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民谣说：“对自己有利就干，无利不干，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想到什么抓什么，布置什么抓什么，碰到什么抓什么，什么有利抓什么”，就形象地说明了官员的道德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已经降到了很低的程度，这是公众毫不怀疑地接受“10万官员出国培训”的心理诱因。再加上行政人员的道德思想和个人道德修养始终影响行政运作的实效，影响政府力量的有效发挥。高度道德责任感能给现代民主政治机制中的官员以法律控制以外的道德控制，但当官员道德形象坍塌时，公众有理由不怀疑吗？
与此相伴随的是，我们制定的制度对众多官员制约不力，导致公众产生了对官员的信任危机。无庸讳言，当无数市场经济人争先恐后傍大官，绞尽脑汁进行寻租活动时，一批批官场经济人也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权钱交易的行列，形成了令人震惊的“腐败接力”现象。制度短缺约束条件下的腐败行为，对于官场经济人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一种实现其最大化目标的理性选择。“什么场合都敢去，什么东西都敢要，什么钱财都敢花”，“上午围着领导转，下午围着酒杯转，晚上围着裙子转”，“泡桑拿，蹲包房，找三陪”之类的民谣就揭示了制度对官员制约不力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相信“10万官员出国培训”就丝毫不奇怪了。
公众相信“10万官员出国培训”，还说明了政府执政资源——信用资源的流失。在某些部门和地方，个别干部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跑官要官等等，致使出现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这些到严重损害了政府的信用资源，使公众降低了对政府的信任。我们知道，如果政府无法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就会产生信任危机。对信任的责任感及其回应是政府信用中的关键内容。政府信用源于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其核心部分就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政府对公众的信用。公众是政府力量的源泉，政府的有效运行是以公众的信任为基础的。正是由于众多存在的政府对公众信任无法回应的事情，才导致了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减少，进而对有关政府的信息片面地产生了怀疑的意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成为政府实现善政的羁绊。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实施善政的一种隐性资本。为此，要降低和消解道德风险、维持和增进政府信用，就需要公众在制度规则方面为其注入规范性激励和约束，更有赖于政府在制度规则内推进取信于民的善政，建构公众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基础，增进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政治委托?代理关系，提升政府竞争力，推动善政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