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为何成了风险职业？
2020-05-29 21:38作者：李先梓
震惊全国的马德卖官案发之后，黑龙江省委痛下决心清除马德案件的恶劣影响。新一届绥化市委领导班子更是把用人制度当作各项工作之中的重中之重来抓，切实做到使领导干部“不想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许腐败。”为此，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官员已成为“风险职业”。绥化市第一次以常委投票方式产生的某县县委书记，到任半年就离职“改行”。据知情人透露是他觉得“风险太大”、“太可怕”。（《中国青年报》8月25日）
真想不到，时过境迁，曾经以跑官买官著称的绥化，当官竟成了有些人避之不及的“风险职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认为，这是绥化新的用人机制和“马德腐败效应”相碰撞下的特定官场心态。在绥化市委新的干部约束机制之下，“用制度管人”已经成为了切实的官员管理行为，“领导的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这样，官员的一切执政行为都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透明的监督机制使领导干部对手中的权力使用谨慎小心，真正达到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程度。毫无疑问，如此当官，的确是没有多少吸引力可言。
当然，这只是相对于那些抱着个人私利和想法的官员来说的，对于那些真正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干部来说，这样的官场环境则是极为优越的，是求之不得的。
我们知道，在“马德时代”，整个市委大院成为了“乌纱帽批发大院”，买官卖官成为公开的秘密，几乎人人都自然的或者被迫的卷入其中，以至于新的绥化市委在调整各县领导班子时不得不采取了变通的政策：“行贿者众多，有关部门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因此，相对于原先“马德时代”的那种污浊的官场环境，现今这种严格的对官员的任用和监管机制是在突然之间建立起来的，由于存在着很大的惯性，很多官员的做官心态并不一定马上能从原先那种在“马德时代”形成的心态中走出来，而且即使官员自己已经与时俱进了，但其他人不见得也与时俱进，原先的那种大肆买官卖官的“马德腐败效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这样，矛盾就出现了：一方面，“马德腐败效应”的影响极有可能使得官员在不知不觉中或者被迫走上腐败之路，另一方面，严格的制约机制又在官员的头顶上高悬着一把反腐利剑，随时都要对腐败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所以，有些官员们自然而然的感觉到了当官的压力，感觉到了“风险太大”和“太可怕”，把当官当成了一种“风险职业”，进而从官场中逃避出来。
绥化官员具有当官的“风险意识”，说明了绥化的官员制约机制已经初见成效，已经对官员的腐败行为构成了较强的威慑力，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官员“风险意识”的形成感到由衷的高兴。
真想不到，时过境迁，曾经以跑官买官著称的绥化，当官竟成了有些人避之不及的“风险职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认为，这是绥化新的用人机制和“马德腐败效应”相碰撞下的特定官场心态。在绥化市委新的干部约束机制之下，“用制度管人”已经成为了切实的官员管理行为，“领导的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这样，官员的一切执政行为都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透明的监督机制使领导干部对手中的权力使用谨慎小心，真正达到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程度。毫无疑问，如此当官，的确是没有多少吸引力可言。
当然，这只是相对于那些抱着个人私利和想法的官员来说的，对于那些真正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干部来说，这样的官场环境则是极为优越的，是求之不得的。
我们知道，在“马德时代”，整个市委大院成为了“乌纱帽批发大院”，买官卖官成为公开的秘密，几乎人人都自然的或者被迫的卷入其中，以至于新的绥化市委在调整各县领导班子时不得不采取了变通的政策：“行贿者众多，有关部门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因此，相对于原先“马德时代”的那种污浊的官场环境，现今这种严格的对官员的任用和监管机制是在突然之间建立起来的，由于存在着很大的惯性，很多官员的做官心态并不一定马上能从原先那种在“马德时代”形成的心态中走出来，而且即使官员自己已经与时俱进了，但其他人不见得也与时俱进，原先的那种大肆买官卖官的“马德腐败效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消除。这样，矛盾就出现了：一方面，“马德腐败效应”的影响极有可能使得官员在不知不觉中或者被迫走上腐败之路，另一方面，严格的制约机制又在官员的头顶上高悬着一把反腐利剑，随时都要对腐败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所以，有些官员们自然而然的感觉到了当官的压力，感觉到了“风险太大”和“太可怕”，把当官当成了一种“风险职业”，进而从官场中逃避出来。
绥化官员具有当官的“风险意识”，说明了绥化的官员制约机制已经初见成效，已经对官员的腐败行为构成了较强的威慑力，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官员“风险意识”的形成感到由衷的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