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为赌风蔓延推波助澜
2020-05-29 15:47作者：李耘枞
茶馆之意不在茶，赌风竞吹一片“麻”。这是时下颇为流行的一幅奇特的民俗风景画。
无论是公园茶楼、宾馆饭店，还是街头巷尾、农户庭院；无论是人声鼎沸的白天，还是夜深人静的夜晚；也无论是茶余饭后，还是公务时间，总有那么一些人旁若无人地“修长城”，“斗地主”，忙得不亦乐乎。
赌博这个自古以来就被主流社会视为万恶之源的社会公害，不仅没有随党纪国法的再三明令而禁止，反而从基层到上层，从地下到公开，从国内赌到国外。赌注越来越大，花样不断翻新，星火迅速燎原。
赌徒虽然历来都是一个为人所不齿的称号，但他们却难抵诱惑，义无反顾。不仅搭上了金钱，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多少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被毁灭，多少个前途无量的人身败名裂，遗恨终身。
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谢鹤亭，每次下注一般都是80万港元。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的记录，则是100万港元。不过，他们与湖北省驻港宜丰公司的原总经理金鉴培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金在赌博生涯的后期，每笔赌注700万，800万是家常便饭。即使以职业赌徒的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种极不平常的赌法。
事实上，赌注下到这种地步，他们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命运。在输掉了数千万元公款之后，周长青自己曾说：“最后我就知道我是在赌命。赢回来就有命，赢不回来就没命。”
如今的赌风，已不再是当年散兵游勇时代的小儿科了。由于有官赌的支撑，显得特别强劲有力，到处横冲直撞，将许多本不愿赌，不想赌的人都卷进去了。
被人称为“赌博书记”的陕西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刘贵正，因赌博挪用巨额公款，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又6个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贵正在濂水镇任党委书记时，禁赌曾是他的一大政绩。
尽管刘贵正开始是站在赌博的对立面，与赌博作斗争，但是独木不成林。刘贵正所面临的是一种“12亿人民11亿赌”的异常可怕的顽强力量。
刘贵正的第一次参赌，是2002年4月的一天，县里的一名副书记到镇上检查工作。饭后，这位领导主动提出玩会儿麻将。在汉中一带，饭前饭后打牌是常事。刘贵正料到可能有这个牌局，为了“好让自己尽早调回县里工作”，事前已借了一笔公款揣在身上，正好通过打牌输钱同领导搞好关系。结果，他一下输了3700元。其他参与赌博的人也输了，“只有领导一个人赢”。从此以后，刘贵正“常被一些领导叫去打牌”，“挖坑”、“诈金花”、麻将样样都打，而且还打得都很大。刘贵正自己那点工资远远不够用，只好从单位财务那里拿钱。赌了输，输了再赌，日积月累，挪用了应给农民的高速公路补偿款97万余元，走上了赌博的不归路。
“现在在澳门赌场的贵宾厅里，最常听到的就是普通话了。”一位经常到澳门赌场去小赌一把的广东老板发出这样的感叹。
大家绝不要以为这是赌场老板为做大业务推出的招揽生意的新举措，也不是澳门为与内地接轨在推广普通话。“贵宾厅里的普通话，发自内地来的赌客们。”这些掌握一定权力，在内地能够呼风唤雨，并且不要自己买单的内地官员，“以企业出面招待为主，往往一把下去就是几十万，出手之阔绰令人咋舌。”
不用自己掏腰包，还有人鞍前马后张罗。赌输了，拍拍身子一走了之。赌赢了，自然是劳动所得，收之坦然。更何况，有意行贿的老板要与他请到赌台前的官员暗通款曲，就会在不经意间将价值几十万、上百万的港币筹码放入官员的筹码堆中。这个行贿过程只有他们两人心知肚明。即使将来引出祸事，被行贿者反咬一口，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也无据可查。有这种低成本、高利润的好事，难怪让某些心术不正的官员铤而走险。
对于一些腐败分子来说，赌场还有一大功能，就是洗钱的好去处。
2001年4月，因巨额受贿被判处死缓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是一个借赌博之名行洗钱之实的个中高手。案发之前，蓝甫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逢赌必赢的赌圣。“战绩十分辉煌”，赢的钱多达65万美元，33万港币！
两害相权取其轻。蓝甫着力喧染其赌战风云，不过是为其洗钱找一个说辞而已。尽管参赌同样违纪，但是如果能以此为黑金找到来由，洗脱自己要被杀头的受贿罪名，赌博的违纪也就无足轻重了。
尽管党和政府有关禁赌的法规三令五申，但在多数人眼里，闲暇时光打打牌，不过是一种正常的消遣而已。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恰恰为日盛的赌风推波助澜。严密的制度形同虚设，“马照跑，舞照跳”，该干啥还干啥。
被判处死刑的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1999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经常飞到澳门豪赌。尽管身边人知道，监督职能部门知道，上级领导也知道，但他仍然是个“不倒翁”，直到贪污受贿之事东窗事发。
因赌而腐，因腐而赌。赌博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赌博这股黑色旋风的蔓延，不仅毁掉我们党精心培养的无数干部，而且还吞噬我们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禁绝赌风，不能下不为例，留有余地，也不能一肥遮百丑，对个别人高看一眼，厚爱一层。既要不留死角，杜绝真空，也要深挖细查，。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无论是公园茶楼、宾馆饭店，还是街头巷尾、农户庭院；无论是人声鼎沸的白天，还是夜深人静的夜晚；也无论是茶余饭后，还是公务时间，总有那么一些人旁若无人地“修长城”，“斗地主”，忙得不亦乐乎。
赌博这个自古以来就被主流社会视为万恶之源的社会公害，不仅没有随党纪国法的再三明令而禁止，反而从基层到上层，从地下到公开，从国内赌到国外。赌注越来越大，花样不断翻新，星火迅速燎原。
赌徒虽然历来都是一个为人所不齿的称号，但他们却难抵诱惑，义无反顾。不仅搭上了金钱，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多少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被毁灭，多少个前途无量的人身败名裂，遗恨终身。
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谢鹤亭，每次下注一般都是80万港元。西安市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的记录，则是100万港元。不过，他们与湖北省驻港宜丰公司的原总经理金鉴培相比，也只是小巫见大巫。金在赌博生涯的后期，每笔赌注700万，800万是家常便饭。即使以职业赌徒的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种极不平常的赌法。
事实上，赌注下到这种地步，他们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命运。在输掉了数千万元公款之后，周长青自己曾说：“最后我就知道我是在赌命。赢回来就有命，赢不回来就没命。”
如今的赌风，已不再是当年散兵游勇时代的小儿科了。由于有官赌的支撑，显得特别强劲有力，到处横冲直撞，将许多本不愿赌，不想赌的人都卷进去了。
被人称为“赌博书记”的陕西南郑县阳春镇原党委书记刘贵正，因赌博挪用巨额公款，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又6个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刘贵正在濂水镇任党委书记时，禁赌曾是他的一大政绩。
尽管刘贵正开始是站在赌博的对立面，与赌博作斗争，但是独木不成林。刘贵正所面临的是一种“12亿人民11亿赌”的异常可怕的顽强力量。
刘贵正的第一次参赌，是2002年4月的一天，县里的一名副书记到镇上检查工作。饭后，这位领导主动提出玩会儿麻将。在汉中一带，饭前饭后打牌是常事。刘贵正料到可能有这个牌局，为了“好让自己尽早调回县里工作”，事前已借了一笔公款揣在身上，正好通过打牌输钱同领导搞好关系。结果，他一下输了3700元。其他参与赌博的人也输了，“只有领导一个人赢”。从此以后，刘贵正“常被一些领导叫去打牌”，“挖坑”、“诈金花”、麻将样样都打，而且还打得都很大。刘贵正自己那点工资远远不够用，只好从单位财务那里拿钱。赌了输，输了再赌，日积月累，挪用了应给农民的高速公路补偿款97万余元，走上了赌博的不归路。
“现在在澳门赌场的贵宾厅里，最常听到的就是普通话了。”一位经常到澳门赌场去小赌一把的广东老板发出这样的感叹。
大家绝不要以为这是赌场老板为做大业务推出的招揽生意的新举措，也不是澳门为与内地接轨在推广普通话。“贵宾厅里的普通话，发自内地来的赌客们。”这些掌握一定权力，在内地能够呼风唤雨，并且不要自己买单的内地官员，“以企业出面招待为主，往往一把下去就是几十万，出手之阔绰令人咋舌。”
不用自己掏腰包，还有人鞍前马后张罗。赌输了，拍拍身子一走了之。赌赢了，自然是劳动所得，收之坦然。更何况，有意行贿的老板要与他请到赌台前的官员暗通款曲，就会在不经意间将价值几十万、上百万的港币筹码放入官员的筹码堆中。这个行贿过程只有他们两人心知肚明。即使将来引出祸事，被行贿者反咬一口，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也无据可查。有这种低成本、高利润的好事，难怪让某些心术不正的官员铤而走险。
对于一些腐败分子来说，赌场还有一大功能，就是洗钱的好去处。
2001年4月，因巨额受贿被判处死缓的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就是一个借赌博之名行洗钱之实的个中高手。案发之前，蓝甫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逢赌必赢的赌圣。“战绩十分辉煌”，赢的钱多达65万美元，33万港币！
两害相权取其轻。蓝甫着力喧染其赌战风云，不过是为其洗钱找一个说辞而已。尽管参赌同样违纪，但是如果能以此为黑金找到来由，洗脱自己要被杀头的受贿罪名，赌博的违纪也就无足轻重了。
尽管党和政府有关禁赌的法规三令五申，但在多数人眼里，闲暇时光打打牌，不过是一种正常的消遣而已。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恰恰为日盛的赌风推波助澜。严密的制度形同虚设，“马照跑，舞照跳”，该干啥还干啥。
被判处死刑的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1999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经常飞到澳门豪赌。尽管身边人知道，监督职能部门知道，上级领导也知道，但他仍然是个“不倒翁”，直到贪污受贿之事东窗事发。
因赌而腐，因腐而赌。赌博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赌博这股黑色旋风的蔓延，不仅毁掉我们党精心培养的无数干部，而且还吞噬我们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禁绝赌风，不能下不为例，留有余地，也不能一肥遮百丑，对个别人高看一眼，厚爱一层。既要不留死角，杜绝真空，也要深挖细查，。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