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怀疑官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2004年底，南京市出台了小汽车配备、更新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现任副市级（含）以下领导干部不配专车的内容引人瞩目。一些市民认为南京的这一用车规定是“说得很好，但执行起来可能很难”。他们说，不要说副市级领导干部了，就是各部委办局的一把手没有专车，而只“相对固定用车”，简直不敢想像。南京市纪委负责人坦陈：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目前，领导干部公车私用向单位交纳费用，主要还是靠他们自觉，由他们主动交纳。（见《中国青年报》1月27日）

　　南京市现任副市级（含）以下领导干部不配专车之所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我国的“车轮腐败”现象有密切关系。有关数据显示，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已经成为财政不堪重负的大包袱。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而党政机关等单位则高达数万元。并且现在的公车使用漏洞很多，基本上是“三三制”：公务用车三分之一，领导私事用车三分之一，驾驶员自己用车三分之一。面对这种现象，公众呼吁改革公车的声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公车私用是政府内部公务人员依托政府肌体实现个体利益，并由此外化，同时由于制度的不健全，政府部门官僚集团利益在一定的掩饰下明目张胆地产生了自利行为。车轮腐败是政府自利性的集中表现。

　　就南京市的公车改革来说，面对公众的怀疑情绪，纪委负责人认为，改革的成功与否要看官员的自觉。这在笔者看来，绝对是一个天方夜潭。如果靠官员的自觉，可以解决公车问题，那还出台各种各样的制度干什么呢？制度出来了，不是靠坚决执行来取得实效，而是靠官员的自觉，充分说明了制度设计的疏漏。我们知道，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能摆脱对人性的选择问题。好制度的任务是让个体有继续行善的积极性，而没有为恶的积极性。不同的制度设计主要的区别就是人性预设的差异。托克维尔在总结美国的民情时就说过，美国的民情之一就是对官员的不信任，因为他们最接近权力，也更有可能是无赖，如果不用一项权力去监督制约他们，他们有可能把整个国家抱回家。事实上，英美国家的人性预设是“人是无赖”，就是说一有机会他便会占便宜，一有权力，他便有可能腐败。当靠官员的自觉来决定公车改革的效果时，笔者以为，有关部门在设计制度时把官员看作了“圣人”，不可能取得所期望的效果。说难听点，这是一次制度改革的“秀”。

　　根据所有权理论，只有将所有权明晰为个人，个人行为才会最有理性和最讲效率。人们绝不会对属于自己的东西毫不珍惜。而对所有权不明的公共财产，人们往往会过度使用而不考虑效益。因此，公车改革只能在所有权明晰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效果。对南京市的这次改革，其中民意的质疑和制度设计对官员自觉性的依赖，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公众有怀疑官员“自觉”的权利。民意的质疑有助于这项改革走上正途，这种民风的形成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政府应该珍惜这种民意，呵护这种民风的成长。

　　期待对官员“自觉性”怀疑的民风健康成长，这是社会健康运转不可缺少的精神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