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倩：被问责官员复出该如何规范
2020-05-22 11:34作者：张倩
在无法避免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前提下，国家应该出台更为具体的、更具可操作性的复出规范，并在被罢官员复出程序中，引入更多民主元素，逐渐透明度，尊重公民的民主权利。唯此，被问责官员复出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方成其为可能。
自2003年“非典”之后，行政问责在我国逐渐得到推广。最初，公众对问责制度一度被寄予厚望，被认为是解决中国式官僚作风和不作为的一剂良药。但是，问责制度实施十年之后，重大责任事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此起彼伏。起初的问责态势随着舆论的消退而逐显疲态，被问责事件大多陷入“虎头蛇尾”之尴尬，被问责官员则通过各种途径得以悄然复出，导致行政问责制度陷入此种境地的因素或有很多，但其中最受诟病的莫过于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
近十年来，最具典型意义的问责事件包括“非典”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等。几乎每一起问责事件都必然地伴随着高官被罢免或者引咎辞职，由此，难免给人留下问责等于罢官的印象。问责固然难免要罢官，但问责若以罢官了事，则很可能异化行政问责之本意或宗旨。
在中国，因问责被罢免的官员以各种形式悄然复出的事实，已经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多为鞭挞讨伐之声。但是，鞭挞也罢，讨伐也罢，终归不能阻挡被罢官员复出的步伐。其原因有二：
其一，问责制度本身为被罢官员复出留有足够空间。迄今为止涉及官员问责的有关文件，均对被问责官员复出作了相应的规定。比如，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10条之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在这个意义上说，被问责官员之所以能够异地复出，是有其规范根据的。
其二，官场潜规则使得问题官员终身禁止复出的可能性非常小。有专家指出，被罢免官员复出之原因：目前的情况下，要官员自缚手脚并不现实；培养一个干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不能出了问题就弃之不用；一些问责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被问责时，是被允诺了一定回报的，这就包括未来复出和升迁，不让复出，就是政治失信，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虽然在官本位思想的严重影响下，官员难以自缚手脚，但是组织上不接受，官员也是无计可施的；至于培养一个干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不能出问题就弃之不用。此理由难免牵强，难道消费者要心甘情愿的为工厂生产的劣质产品埋单吗？所以，官场潜规则才是官员复出的根本所在，破解官场潜规则才是治愈官员复出问题的灵丹妙药。
既然官员在我国的复出在所难免，那么规范官员的复出依据、复出程序对于实现问责制度价值意义重大。我国有关官员复出的规范性文件，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很多规定都是模棱两可的，正是这些模棱两可的规范为官员的复出打了掩护。比如，2005年通过的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但对这些被问责去职的官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复出、相关程序应该如何履行等关键性和敏感性问题上，公务员法却没有相关规定。再如，《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第62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但是，“有关规定”是何规定，如何“按照”，也是语焉不详，缺乏具体明确的程序规章。此条例第2条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等原则。那么对于官员复出是如何体现群众公认的呢？
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有关规定大多属于内部文件，透明度有限，由此，人民对被免官员复出的监督权和知情权等有被忽视甚至侵蚀之虞——既然存在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相关规定，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大方地将这个依据置于公众面前，以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同时，官员复出是不是应该引入听证制度，以实现最大的民主，毕竟任何一份任职不仅仅是官位和权力，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而这份责任不仅事关官员自己的政治前途，更关乎一个国家的公共利益、民生福祉，也呈现着背后支撑这一切的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成色和品质。因此，公民作为权力的最终享有者，不能仅是既成事实之后的被动相信，而应享有事前知晓的基本权利。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有关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规范位阶不高，而且语焉不详，并缺乏可操作性程序，公开透明度也相当有限。即便是这样的千疮百孔的规定，也未能得到充分遵守，所以，据此而复出的被问责官员只能“悄然”，并殊难取得公民信任。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自2003年“非典”之后，行政问责在我国逐渐得到推广。最初，公众对问责制度一度被寄予厚望，被认为是解决中国式官僚作风和不作为的一剂良药。但是，问责制度实施十年之后，重大责任事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此起彼伏。起初的问责态势随着舆论的消退而逐显疲态，被问责事件大多陷入“虎头蛇尾”之尴尬，被问责官员则通过各种途径得以悄然复出，导致行政问责制度陷入此种境地的因素或有很多，但其中最受诟病的莫过于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
近十年来，最具典型意义的问责事件包括“非典”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等。几乎每一起问责事件都必然地伴随着高官被罢免或者引咎辞职，由此，难免给人留下问责等于罢官的印象。问责固然难免要罢官，但问责若以罢官了事，则很可能异化行政问责之本意或宗旨。
在中国，因问责被罢免的官员以各种形式悄然复出的事实，已经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多为鞭挞讨伐之声。但是，鞭挞也罢，讨伐也罢，终归不能阻挡被罢官员复出的步伐。其原因有二：
其一，问责制度本身为被罢官员复出留有足够空间。迄今为止涉及官员问责的有关文件，均对被问责官员复出作了相应的规定。比如，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10条之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在这个意义上说，被问责官员之所以能够异地复出，是有其规范根据的。
其二，官场潜规则使得问题官员终身禁止复出的可能性非常小。有专家指出，被罢免官员复出之原因：目前的情况下，要官员自缚手脚并不现实；培养一个干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不能出了问题就弃之不用；一些问责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被问责时，是被允诺了一定回报的，这就包括未来复出和升迁，不让复出，就是政治失信，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虽然在官本位思想的严重影响下，官员难以自缚手脚，但是组织上不接受，官员也是无计可施的；至于培养一个干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不能出问题就弃之不用。此理由难免牵强，难道消费者要心甘情愿的为工厂生产的劣质产品埋单吗？所以，官场潜规则才是官员复出的根本所在，破解官场潜规则才是治愈官员复出问题的灵丹妙药。
既然官员在我国的复出在所难免，那么规范官员的复出依据、复出程序对于实现问责制度价值意义重大。我国有关官员复出的规范性文件，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很多规定都是模棱两可的，正是这些模棱两可的规范为官员的复出打了掩护。比如，2005年通过的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但对这些被问责去职的官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复出、相关程序应该如何履行等关键性和敏感性问题上，公务员法却没有相关规定。再如，《党政领导干部任用条例》第62条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但是，“有关规定”是何规定，如何“按照”，也是语焉不详，缺乏具体明确的程序规章。此条例第2条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注重实绩；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等原则。那么对于官员复出是如何体现群众公认的呢？
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有关规定大多属于内部文件，透明度有限，由此，人民对被免官员复出的监督权和知情权等有被忽视甚至侵蚀之虞——既然存在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相关规定，有关部门是不是应该大方地将这个依据置于公众面前，以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同时，官员复出是不是应该引入听证制度，以实现最大的民主，毕竟任何一份任职不仅仅是官位和权力，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而这份责任不仅事关官员自己的政治前途，更关乎一个国家的公共利益、民生福祉，也呈现着背后支撑这一切的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成色和品质。因此，公民作为权力的最终享有者，不能仅是既成事实之后的被动相信，而应享有事前知晓的基本权利。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有关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规范位阶不高，而且语焉不详，并缺乏可操作性程序，公开透明度也相当有限。即便是这样的千疮百孔的规定，也未能得到充分遵守，所以，据此而复出的被问责官员只能“悄然”，并殊难取得公民信任。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