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维:一部进行群众路线再教育的好教材
2020-05-22 08:36作者：黄永维
李瑞环同志说：联系群众是实打实的，来不得半点形式主义的东西。然而在我们的一些党组织和机关部门，联系群众，日渐成为号召与口号，越来越多地具有形式意义。我们要力戒工作部署中的形式主义，不为达到指标上的鹤立鸡群而弄虚作假；要力戒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改进方式，一是走下去，二是请上来，三是提倡讲真话，四是批判假大空；要力戒干部培养中的形式主义，更多地安排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任职或挂职锻炼，努力建设审级与水平相适应、相匹配的干部队伍；要力戒领导方式上的形式主义，做到每一名法官忠于自己的职守，领导和法官定期接待上访群众；要力戒审判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严格地执行法律，就是最忠实地走群众路线；要力戒接受监督上的形式主义，把功夫下在法定程序的监督上。
打开《看法与说法》，便有爱不释手的感觉。这是一部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教科书。李瑞环同志是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看法与说法》一书展现了其近三十年来，在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者以其独特的、浅显而生动的语言，形象而幽默的比喻，阐释了政治中的哲学和生活中的哲学，充分体现了其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度的智慧、忠诚的品格、忧国忧民的情怀。全书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治党治国的经验，对于中青年领导干部有非常强的可读性，对于正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看法与说法》一书中，有多篇文章谈到群众路线、群众观点问题。瑞环同志说：联系群众是实打实的，来不得半点形式主义的东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矛盾，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从更深层次上说，我们的体制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甚至妨碍党同群众联系的东西，不利于甚至妨碍群众监督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东西。群众意识、群众观念、群众路线、群众感情在我们一些干部和领导干部中逐渐淡忘、遗忘了。脱离群众的倾向日渐形成、欺压群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一些干部逐渐地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有的甚至变成了“霸主”。在我们的一些党组织和机关部门，联系群众，日渐成为号召与口号，越来越多地具有形式意义，少见真实地付诸行动，口惠而实不至。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本文根据“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结合我自己三十多年来法院工作的所见所闻，以实事求是的思想为指导，就力戒形式主义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力戒工作部署中的形式主义
《看法与说法》一书中，瑞环同志对形式主义、虚报浮夸之风提出严厉批评。上级制订了工作指标，下级自然努力完成。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为了确保完成的好，自然指标订得要稍高一些。依此类推，如果中央定的指标是8%，经过省市县乡可能就到了16%。指标制订是主观的，指标能否完成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为了鹤立鸡群，脱颖而出，在数字上做文章就成了一些单位的必然选择。瑞环同志说：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曾经告诉他和江泽民总书记：民间流传一副对子，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横批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尝到了甜头，久而久之，弄虚作假自然成风，假情况、假数字、假政绩也就比比皆是。歪曲、背离本质的假象也就屡见不鲜了，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
这种恶劣的作风至今未见根本好转。2013年6月17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报道：2012年，各省市自治区上报的GDP总量累计比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多出5.76万亿元，相当于广东省一年的GDP总量。国家统计局在部分省市随机抽查，就查出数十家市区县乡镇政府虚报的问题，其中某省一个镇去年就虚报ＧＤＰ60亿元！从中央电视台揭露的问题看，虚报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有的是虚增，有的干脆就是捏造。统计员有这么大的胆量么？问题不言自明。其实，对于要不要考核，如何考核，上级有上级的苦衷，下级有下级的苦恼。没有指标就无法考核，有指标就难免有副作用；指标单一，不足以反映综合水平；过于复杂，考核的成本必然上升，也难以填报和统计。中国地域如此广阔，情况千差万别，不统一考核，结果没有可比性；统一考核，又失去公平性。
制订审判执行绩效考核制度难度很大，能够读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生命力在于扎根审判实践不断完善和提高。比如均衡结案率、调解率、上诉率、发改率等等指标，没有这些指标如何考核审判执行水平？有了指标，就有了上下高低。有的基层法院院长反映：春节前后，农忙时节，老百姓自然不打官司。为了“均衡结案”，或是推迟受理，或是改变结案时间。为了降低上诉率，以一审刑事审判为例，就有可能降格量刑；为了追求调解率，就有可能久调不决，软性强制调解。凡此种种，都损害了公正司法，也在根本上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引发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二、力戒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
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不必赘述。问题的症结在于愿意不愿意听真话，能不能听到真话。前者决定于调查者主观意志，后者决定于被调查对象的主观意志，同时也要看调查的主题是什么。如果是考察救灾，那么存在夸大损失的可能；如果是人祸，则损失有可能被缩小；如果决策者考察成效，则有可能夸大成绩，避讳失误。我在秦皇岛工作期间，曾多次参加肖扬院长组织的座谈会，每次他都嘱咐我：你一定要给我说真话呀！使我颇有感慨，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的要求是：不要求你说得多好，保真就行。其实，讲真话是要看场合的，敢说真话是要有胆量的，完全可以上升到讲党性的高度。虚与委蛇、文过饰非的动机并非完全出于阿谀奉承、讨好上级，有时仅仅是出于自我保护。领导走了，我还要在当地生活。不说假话，不做假账，一个做人的基本标准，竟然成了对党员、公务员的最高要求，值得认真反思。同时，调查研究的机会成本也在加大。人吃马喂，前呼后拥，如果一切按照事前安排的程序进行，如果我们接触的群众都是“被安排”的，听到的话都是“被审查过”的，调研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了“被调研”，拿到的情况，有多少新鲜性、真实性、可用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是上上下下都很无奈的事情。
调查研究的方法不能丢，方式要改进，一是走下去，二是请上来，三是提倡讲真话，四是批判假大空。可以设主题，也可以只提原则要求，由被调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有感而发。对于潜心工作、日有所思、思有所得、敢于建言、善于献策的人，要大胆奖掖；对于言不由衷、口不照心，习惯于发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皇皇大论，但是言而无用者，可以到法官学院进行说真话、说实话的专题培训。法官学院每年有70起培训班，培训15000人次。参加培训的有预备法官、初任法官、高级法官和各级地方法院的院长、庭长，是难得的送上门的调查研究资源。我们非常乐意为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和部门组织专题座谈调研。我们正在研究改进调研方式，主动地问卷调研，要求这些同志参训时“三带来”：带来情况、带来建议、带来经验。调研成果供领导决策参考。
三、力戒干部培养中的形式主义
在中央国家机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局处级领导干部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决策之所以脱离实际，难以奏效，在于政策不符合民情、国情。解决“淮北为枳”的问题，干部下基层，接地气非常必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四清”工作队下乡与群众搞“三同”的做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个叫“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下基层锻炼”的做法。我本人大学毕业后，就曾在基层法院锻炼两年，和基层法院、法庭的同志搞“三同”，成了终生的朋友，无话不谈，自觉受益匪浅。在现阶段，中央提出干部“接地气”的要求，安排干部下基层，能不能简单地安排与群众搞“三同”？瑞环同志说：干部下基层要看是否了解了真实情况，是否帮助基层解决了困难和问题，是否获得了民心，否则反而会因为扰民而丧失民心。工作和生活上不能给群众增添负担和麻烦。古人讲，为政之道，顺民心，厚民生，安民而不扰民。我在农村生活了15年，对农村的生活有过切身体会。过去“四清”工作队强调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符合当时的党情、民情、政治气候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也能做到八九不离十。现在做到“三同”不一定好办，老百姓也不一定欢迎。比如说，许多农村家庭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留下孤儿寡母在家，农村人农忙时顾不上你，农闲时不一定一日三餐，我们住在人家里，如何三餐，是否方便？干部下基层，对于青年干部了解基层的现实状况，接地气，在政治上健康成长，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仅仅靠三五个月，一年半载下基层，能否解决“地气不足”的问题？“接地气”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下一回基层解决不了“保持地气”的问题。无论多么茁壮的苗木，只要装入花盆，放置空中楼阁，时间长了，自然就会花败叶落。挨过饿，得过浮肿的人是不会糟蹋粮食的。下基层的意义在于对农民、农村、农业有个感性认识，知道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在思想上增进与群众的感情，能在工作中善待人民群众、上访群众，也就够了。重点还是要着力解决法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适当提高法官的初任年龄，以保持法官应有的社会经历和经验，自下而上的遴选法官，以保证法官具有履职所必需的审判执行经验。更多地安排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任职或挂职锻炼，努力建设审级与水平相适应、相匹配的干部队伍，才是提高审判执行水平效率，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四、力戒领导方式上的形式主义
我们党每一代领导集体都在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毛主席1934年1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极具体地论述了关心群众生活与取得革命胜利的关系，细致到了解决群众婚姻、生小孩以至于柴米油盐问题。1957年3月18日，毛主席在济南干部会议上指出：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就难以原谅了。邓小平同志更是反复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1990年3月9日，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做过地方法院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许多法院都有院长接待日，作为联系群众的窗口和纽带。如果能够长期坚持，认真执行，也确有坚持的必要。老百姓是寄予厚望的，眼巴巴地盼到院长接待日，蜂拥而至，认真接谈每一位上访的老百姓，又力所不能及；即使接谈了，又未必能按时满足群众的要求。院长接访之于上访群众，犹如名医之于患者，慕名而来，失望而去，反而有损声望。其实，每一名法官忠于自己的职守，就是对群众最好的报答；领导和法官定期接待上访群众，就是最好联系群众的方式；每一位法官能够恪尽职守，做到了忠于事，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群众。
五、力戒审判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我们经常说检验工作成败的标准是：看人民喜欢不喜欢、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认可不认可。联系法院实际，就是做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司法的人民性毋庸讳言。但是，离开法律，何谈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每一件个案代表的都是具体人的利益。离开集中的人民意志，为个别的“人民意志”所左右，能有好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吗？
故而，严格地执行法律，就是最忠实地走群众路线。比如我们的三大诉讼法，规定了比较严格的程序，其中，公开审判制度是核心。坚持以公开审判为中心，带动其他审判制度的执行，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通衢大道。遗憾的是，一些案件的审判走了过场，如同演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社会的信任。这就是对群众路线的背离。在刑事诉讼中，互相制约是科学的机制。遗憾的是，在有的地方，演变成了“文斗”，甚至是“武斗”。有的地方为什么出现辩与审的“死磕”，从自身找原因，不难发现与有些法官急于实现开庭目的，“按时”闭庭，嫌律师“找毛病”、“找麻烦”，有很大关系。再比如，两审终审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项制度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或者说受到了破坏。比如，不受限制的案件请示制度，使两审变为一审；不受限制的发回重审，变相破坏了上诉不加刑制度；对指令再审的案件，有的下级法院顶着不办，损害了上级法院的权威，一直为法律界所攻击和诟病。我们期望认真执行修改后的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解决这些问题。
六、力戒接受监督上的形式主义
各级人民法院聘请执法监督员、自觉接受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监督，对于增进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的了解与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社会监督、法院内部监督、检察监督的效果是渐次递进的关系。功夫要下在法定程序的监督上。以减刑假释工作为例，全国每年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60余万件。为了进一步严肃执法，2012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进行了联合检查，结果表明执法效果良好。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字应当引起高度重视。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执行和监管活动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300件369人，比2010年的253件285人，上升18.6%。虽然只有个别案件涉及法院工作人员，但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为了提高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在加强内部监督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外部借力，离不开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发挥。近三年，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抗诉案件与每年审结的刑事案件总量之比是0.44%至0.48%，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案件相对更少。据统计，最近三年全国法院受理的刑事再审抗诉案件数量分别为：2010年784件，2011年729件，2012年658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刑事审判监督案件每年3至4件。刑事审判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刑事抗诉案件的减少。我们当然也不能从抗诉案件的数量论断人民检察院监督职能的发挥。作为人民法院来讲，应当保持一个欢迎的心态和开放的胸怀，为检察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创造条件。
内强素质、提高审判执行水平与外树形象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外树形象的关键在于内强素质。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目的在于追求提高审判执行水平。但是，离开法律的监督，就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内强素质就缺乏外在的动力。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个铁定的规律。
（作者系国家法官学院院长）
打开《看法与说法》，便有爱不释手的感觉。这是一部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教科书。李瑞环同志是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看法与说法》一书展现了其近三十年来，在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者以其独特的、浅显而生动的语言，形象而幽默的比喻，阐释了政治中的哲学和生活中的哲学，充分体现了其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度的智慧、忠诚的品格、忧国忧民的情怀。全书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治党治国的经验，对于中青年领导干部有非常强的可读性，对于正在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看法与说法》一书中，有多篇文章谈到群众路线、群众观点问题。瑞环同志说：联系群众是实打实的，来不得半点形式主义的东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矛盾，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从更深层次上说，我们的体制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甚至妨碍党同群众联系的东西，不利于甚至妨碍群众监督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东西。群众意识、群众观念、群众路线、群众感情在我们一些干部和领导干部中逐渐淡忘、遗忘了。脱离群众的倾向日渐形成、欺压群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一些干部逐渐地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有的甚至变成了“霸主”。在我们的一些党组织和机关部门，联系群众，日渐成为号召与口号，越来越多地具有形式意义，少见真实地付诸行动，口惠而实不至。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本文根据“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结合我自己三十多年来法院工作的所见所闻，以实事求是的思想为指导，就力戒形式主义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力戒工作部署中的形式主义
《看法与说法》一书中，瑞环同志对形式主义、虚报浮夸之风提出严厉批评。上级制订了工作指标，下级自然努力完成。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为了确保完成的好，自然指标订得要稍高一些。依此类推，如果中央定的指标是8%，经过省市县乡可能就到了16%。指标制订是主观的，指标能否完成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为了鹤立鸡群，脱颖而出，在数字上做文章就成了一些单位的必然选择。瑞环同志说：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曾经告诉他和江泽民总书记：民间流传一副对子，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加水，水到渠成”，横批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尝到了甜头，久而久之，弄虚作假自然成风，假情况、假数字、假政绩也就比比皆是。歪曲、背离本质的假象也就屡见不鲜了，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
这种恶劣的作风至今未见根本好转。2013年6月17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报道：2012年，各省市自治区上报的GDP总量累计比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多出5.76万亿元，相当于广东省一年的GDP总量。国家统计局在部分省市随机抽查，就查出数十家市区县乡镇政府虚报的问题，其中某省一个镇去年就虚报ＧＤＰ60亿元！从中央电视台揭露的问题看，虚报的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有的是虚增，有的干脆就是捏造。统计员有这么大的胆量么？问题不言自明。其实，对于要不要考核，如何考核，上级有上级的苦衷，下级有下级的苦恼。没有指标就无法考核，有指标就难免有副作用；指标单一，不足以反映综合水平；过于复杂，考核的成本必然上升，也难以填报和统计。中国地域如此广阔，情况千差万别，不统一考核，结果没有可比性；统一考核，又失去公平性。
制订审判执行绩效考核制度难度很大，能够读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生命力在于扎根审判实践不断完善和提高。比如均衡结案率、调解率、上诉率、发改率等等指标，没有这些指标如何考核审判执行水平？有了指标，就有了上下高低。有的基层法院院长反映：春节前后，农忙时节，老百姓自然不打官司。为了“均衡结案”，或是推迟受理，或是改变结案时间。为了降低上诉率，以一审刑事审判为例，就有可能降格量刑；为了追求调解率，就有可能久调不决，软性强制调解。凡此种种，都损害了公正司法，也在根本上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引发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二、力戒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
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不必赘述。问题的症结在于愿意不愿意听真话，能不能听到真话。前者决定于调查者主观意志，后者决定于被调查对象的主观意志，同时也要看调查的主题是什么。如果是考察救灾，那么存在夸大损失的可能；如果是人祸，则损失有可能被缩小；如果决策者考察成效，则有可能夸大成绩，避讳失误。我在秦皇岛工作期间，曾多次参加肖扬院长组织的座谈会，每次他都嘱咐我：你一定要给我说真话呀！使我颇有感慨，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的要求是：不要求你说得多好，保真就行。其实，讲真话是要看场合的，敢说真话是要有胆量的，完全可以上升到讲党性的高度。虚与委蛇、文过饰非的动机并非完全出于阿谀奉承、讨好上级，有时仅仅是出于自我保护。领导走了，我还要在当地生活。不说假话，不做假账，一个做人的基本标准，竟然成了对党员、公务员的最高要求，值得认真反思。同时，调查研究的机会成本也在加大。人吃马喂，前呼后拥，如果一切按照事前安排的程序进行，如果我们接触的群众都是“被安排”的，听到的话都是“被审查过”的，调研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了“被调研”，拿到的情况，有多少新鲜性、真实性、可用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是上上下下都很无奈的事情。
调查研究的方法不能丢，方式要改进，一是走下去，二是请上来，三是提倡讲真话，四是批判假大空。可以设主题，也可以只提原则要求，由被调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有感而发。对于潜心工作、日有所思、思有所得、敢于建言、善于献策的人，要大胆奖掖；对于言不由衷、口不照心，习惯于发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皇皇大论，但是言而无用者，可以到法官学院进行说真话、说实话的专题培训。法官学院每年有70起培训班，培训15000人次。参加培训的有预备法官、初任法官、高级法官和各级地方法院的院长、庭长，是难得的送上门的调查研究资源。我们非常乐意为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和部门组织专题座谈调研。我们正在研究改进调研方式，主动地问卷调研，要求这些同志参训时“三带来”：带来情况、带来建议、带来经验。调研成果供领导决策参考。
三、力戒干部培养中的形式主义
在中央国家机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局处级领导干部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决策之所以脱离实际，难以奏效，在于政策不符合民情、国情。解决“淮北为枳”的问题，干部下基层，接地气非常必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四清”工作队下乡与群众搞“三同”的做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个叫“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下基层锻炼”的做法。我本人大学毕业后，就曾在基层法院锻炼两年，和基层法院、法庭的同志搞“三同”，成了终生的朋友，无话不谈，自觉受益匪浅。在现阶段，中央提出干部“接地气”的要求，安排干部下基层，能不能简单地安排与群众搞“三同”？瑞环同志说：干部下基层要看是否了解了真实情况，是否帮助基层解决了困难和问题，是否获得了民心，否则反而会因为扰民而丧失民心。工作和生活上不能给群众增添负担和麻烦。古人讲，为政之道，顺民心，厚民生，安民而不扰民。我在农村生活了15年，对农村的生活有过切身体会。过去“四清”工作队强调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符合当时的党情、民情、政治气候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也能做到八九不离十。现在做到“三同”不一定好办，老百姓也不一定欢迎。比如说，许多农村家庭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留下孤儿寡母在家，农村人农忙时顾不上你，农闲时不一定一日三餐，我们住在人家里，如何三餐，是否方便？干部下基层，对于青年干部了解基层的现实状况，接地气，在政治上健康成长，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仅仅靠三五个月，一年半载下基层，能否解决“地气不足”的问题？“接地气”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下一回基层解决不了“保持地气”的问题。无论多么茁壮的苗木，只要装入花盆，放置空中楼阁，时间长了，自然就会花败叶落。挨过饿，得过浮肿的人是不会糟蹋粮食的。下基层的意义在于对农民、农村、农业有个感性认识，知道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在思想上增进与群众的感情，能在工作中善待人民群众、上访群众，也就够了。重点还是要着力解决法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适当提高法官的初任年龄，以保持法官应有的社会经历和经验，自下而上的遴选法官，以保证法官具有履职所必需的审判执行经验。更多地安排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任职或挂职锻炼，努力建设审级与水平相适应、相匹配的干部队伍，才是提高审判执行水平效率，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四、力戒领导方式上的形式主义
我们党每一代领导集体都在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毛主席1934年1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极具体地论述了关心群众生活与取得革命胜利的关系，细致到了解决群众婚姻、生小孩以至于柴米油盐问题。1957年3月18日，毛主席在济南干部会议上指出：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就难以原谅了。邓小平同志更是反复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1990年3月9日，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做过地方法院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许多法院都有院长接待日，作为联系群众的窗口和纽带。如果能够长期坚持，认真执行，也确有坚持的必要。老百姓是寄予厚望的，眼巴巴地盼到院长接待日，蜂拥而至，认真接谈每一位上访的老百姓，又力所不能及；即使接谈了，又未必能按时满足群众的要求。院长接访之于上访群众，犹如名医之于患者，慕名而来，失望而去，反而有损声望。其实，每一名法官忠于自己的职守，就是对群众最好的报答；领导和法官定期接待上访群众，就是最好联系群众的方式；每一位法官能够恪尽职守，做到了忠于事，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群众。
五、力戒审判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我们经常说检验工作成败的标准是：看人民喜欢不喜欢、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认可不认可。联系法院实际，就是做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司法的人民性毋庸讳言。但是，离开法律，何谈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每一件个案代表的都是具体人的利益。离开集中的人民意志，为个别的“人民意志”所左右，能有好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吗？
故而，严格地执行法律，就是最忠实地走群众路线。比如我们的三大诉讼法，规定了比较严格的程序，其中，公开审判制度是核心。坚持以公开审判为中心，带动其他审判制度的执行，才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通衢大道。遗憾的是，一些案件的审判走了过场，如同演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社会的信任。这就是对群众路线的背离。在刑事诉讼中，互相制约是科学的机制。遗憾的是，在有的地方，演变成了“文斗”，甚至是“武斗”。有的地方为什么出现辩与审的“死磕”，从自身找原因，不难发现与有些法官急于实现开庭目的，“按时”闭庭，嫌律师“找毛病”、“找麻烦”，有很大关系。再比如，两审终审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项制度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或者说受到了破坏。比如，不受限制的案件请示制度，使两审变为一审；不受限制的发回重审，变相破坏了上诉不加刑制度；对指令再审的案件，有的下级法院顶着不办，损害了上级法院的权威，一直为法律界所攻击和诟病。我们期望认真执行修改后的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解决这些问题。
六、力戒接受监督上的形式主义
各级人民法院聘请执法监督员、自觉接受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监督，对于增进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的了解与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社会监督、法院内部监督、检察监督的效果是渐次递进的关系。功夫要下在法定程序的监督上。以减刑假释工作为例，全国每年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60余万件。为了进一步严肃执法，2012年下半年，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进行了联合检查，结果表明执法效果良好。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字应当引起高度重视。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执行和监管活动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300件369人，比2010年的253件285人，上升18.6%。虽然只有个别案件涉及法院工作人员，但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为了提高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质量，最高人民法院在加强内部监督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外部借力，离不开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发挥。近三年，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抗诉案件与每年审结的刑事案件总量之比是0.44%至0.48%，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案件相对更少。据统计，最近三年全国法院受理的刑事再审抗诉案件数量分别为：2010年784件，2011年729件，2012年658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刑事审判监督案件每年3至4件。刑事审判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刑事抗诉案件的减少。我们当然也不能从抗诉案件的数量论断人民检察院监督职能的发挥。作为人民法院来讲，应当保持一个欢迎的心态和开放的胸怀，为检察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创造条件。
内强素质、提高审判执行水平与外树形象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外树形象的关键在于内强素质。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目的在于追求提高审判执行水平。但是，离开法律的监督，就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内强素质就缺乏外在的动力。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个铁定的规律。
（作者系国家法官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