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野生动植物犯罪的“结”与“解”

　　近年来，每当有“厨师宰杀穿山甲被判9个月”“大学生掏鸟窝获刑10年半”“农民采野草获刑3年”等涉野生动植物犯罪的新闻爆出时，常常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很多人疑惑为何上述行为会引起刑事处罚，或质疑量刑过重。那么，究竟被告人冤不冤呢？

　　先不谈以上新闻是否有“标题党”之嫌，法律人对民众的质疑能够给出明确的回答。相较于一般人能够清晰意识到危害性的自然犯，如故意杀人、抢劫等，上述涉野生动植物犯罪的行为属于法定犯，其具有较为模糊的反道德性或反伦理性，与民众普遍的认知有一定距离，需要一定专业性的判断，但野生动物保护法、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有明确的规定。以日前正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男子买鹦鹉获刑5年”一案为例，虽然涉案鹦鹉属于人工养殖，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将“驯养繁殖的物种”列入刑法保护范围，遑论以上案件涉案动植物皆属于列入相应名录或公约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此类行为属于行为犯而非数额犯，且不强调违法的故意性，故行为人对有关规定的不熟悉，不足以改变行为本身的定性，故作出以上刑事处罚并无不妥。

　　但舆论不息的喧哗也应引起重视，尽管近年来国家不断提倡和推动环境保护，民众对于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也在不断提升，但一些环境类犯罪的设置确实对于民众的要求过高。在强调国家运用刑法手段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同时，应当调整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之间的关系比，对后者加以关注。首先，应继续加强自然保护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最大限度填补人们的认知盲点，以减轻民众的误解。其次，司法机关在量刑时，可在个案中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纳入考虑， 某些情况下可适当减轻处罚。再次，应探索使用更合宜的处罚手段。刑法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手段不能无节制地扩张，对于一些法益侵害程度较轻的行为，如果采取行政处罚等手段更为有效，则不宜用刑法进行规制。即使决定采取刑罚手段制裁，针对上述行为也不宜采取单一短期自由刑的方式，可以多采取财产刑、资格刑以及教育刑等更为有效的手段，以实现矫正预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