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校园暴力犯罪，功夫更须在“诗外”

　　5月31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发布了五年间校园暴力犯罪的审理情况。在审结的近200件案件中，实施校园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超过六成；甚至在14%的案件中，犯罪主体还对被害人实施了扇耳光、拍裸照等侮辱手段（6月1日《新京报》）。

　　近年来，校园暴力犯罪多发，不少参与犯罪的学生不仅作案手段较成年人都过之而不及，而且还存在“年龄小犯罪不负责”的错误认识。其中最为轰动的是2015年10月发生的湖南邵东三少年入室抢劫杀害女教师案。案发时3名学生均未达到承担刑责的法定年龄，最大者仅13岁。更令人震惊的是，有一名杀人少年受审时语出惊人，“我们还没有14岁，就算打死人了也不用坐牢”。面对校园暴力犯罪的多发，不少人呼吁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期盼以严刑峻法遏制校园暴力犯罪。

　　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规定的对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我国刑法以14周岁为是否施以刑罚的分水岭，低于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律免责；14－16周岁的，除特定恶性犯罪以外免责；18周岁以下的从轻或减轻刑罚。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大处理原则，彰显了法律的人文关怀，对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而言，完全有必要。只是遗憾的是，刑法的宽容并没有遏制包括校园在内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多发，故此才出现了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此震慑犯罪，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简单地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遏制校园暴力犯罪，未必能够收到标本兼治之功效。实际上，校园暴力犯罪的多发有着复杂的原因，幻想通过严刑峻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显然不现实。更何况，刑法本身的稳定性也不宜动辄对其予以修改。尽管刑法对惩治犯罪具有其他手段不可比拟的震慑作用，但也应该明白，刑法不是遏制犯罪的唯一手段，尤其是对成因复杂的校园暴力犯罪的遏制，更不能只靠刑法的“单兵突进”。换言之，遏制校园暴力犯罪，刑法固然不能缺位，但绝不能将其作为唯一的“武器”，还必须综合施策，在“诗外”下足功夫。

　　校园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根在心灵，责在家庭、学校和社会。长期以来，一些学校和家长“偏重分数，轻视素养”“管控有余，教育不足”，忽视对孩子心理方面的教育，特别是对孩子在法制方面的教育几乎一片空白，导致他们底线意识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形成收效甚微。同时，更应看到，校园里不少参与犯罪的学生多是留守儿童，一般跟随家中老人生活，平时少有人管教，也是他们走向犯罪的重要诱因。此外，目前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堪忧，各种影视剧作、网络媒体夹杂着大量打斗内容，一些网络游戏则充满血腥暴力，这也是潜移默化致使校园暴力犯罪多发的重要社会因素。

　　毋庸置疑，校园暴力犯罪不仅是校园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如果只一味强调刑法的打击，忽视对社会环境的改善，就不可能真正扭转校园暴力犯罪的多发趋势。有鉴于此，要遏制校园暴力犯罪，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应秉承共治的思维，充分调动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让各方合力联动。这是遏制校园暴力犯罪的治本之策，必须始终坚守。

　　当然，对于校园暴力犯罪的遏制，刑法不仅要有温度，还要有硬度。对于犯罪的未成年学生一味宽大，只能助长他们“法不责幼”的侥幸心理。在依法宽大处理的同时，还要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的伤害，让其懂得法律的不可侵犯，接受犯罪行为的深刻教训，从而实现对校园暴力犯罪的法律矫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