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11月2日发布了一条十分耐人寻味的消息：从2002年6月至今，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撤销了100余个领导小组。据称，对此举“群众拍手称快，社会各界纷纷说好”。
看来，“领导小组”已不被大多数人恭维。然而笔者有些不解：由方方面面的领导们组成的“领导小组”，其实是专门为公众决策大事的，为何却如此不招人待见？是领导小组确属赘物？还是有其他原因？
从“领导小组”所可能发挥的作用分析，“领导小组”其实是有其合理的存在意义的。首先，社会是个极为复杂的系统，一地的公共事务千头万绪，很多工作并非单纯的只涉及少数的系统部门，有“领导小组”的协调，可以有效督促调动起相关部门的力量，协调联动，尽快解决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领导小组”可称是“效率行政”的有力措施。其次，设立某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可以将该项工作的决策过程纳入系统的行政管理，可以有效避免决策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因此“领导小组”又可称是“安全行政”的有效保障。再次，“领导小组”的形式还有助于避免职能部门权力的无度膨胀放大，减少部门垄断或条块分割等现象的发生，这又可称是“透明行政”的有效形式。可以这样说，能够顺利设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能够有效发挥作用，本来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优势所在。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很多难题正是因为有“领导小组”主持才得以顺利解决的。既然如此，何以“领导小组”却竟似有了“原罪”一般，在人们的眼里变得如此不济，以至甫被取消人们便要拍手称快？是谁坏了“领导小组”的名声？
笔者认为，“领导小组”的问题并不在“领导小组”这种形式自身，这其实仍是领导干部作风问题的集中反映----当“领导”成为“小组”，一些领导干部身上种种不良品性便被集中展示，如文章开头所引新闻中便写道：“少数领导小组成员还经常借开会之名公款吃喝，会前一餐、会后一餐，中间还有水果、茶烟……有一次精神文明建设评估领导小组会后聚餐，二十来人一顿饭就花了近千元，好烟好茶还不算。”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领导小组”首先要做的未必是急于清除---强调一点，无论是否“滥设”，因为“滥设”本身便是某种信号，折射出某些问题，如部门职能不全、体制不畅等---偏激些说，急于清除或许还会冲淡业己存在的问题。目前更应该做的，当是从治理现有的“领导小组”工作作风和方式入手，或更重要地是从寻找“滥设领导小组”的体制和思想根源入手，认真找出对付某些领导者共性弱点的办法，为新时期的“吏治”寻找良策。这样或许效果更优。
（作者来自河北省邢台市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