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案件更需要公众的理性审视

　　日前，在山西朔州市平朔公路上，一辆红色桑塔纳将两名小男孩撞倒后，挂住了其中一名小男孩，这时，司机不但不停车，反而加大油门往前冲，可怜一个13岁的小男孩被拖了两公里。待家人循着血迹找到时，孩子的尸体已被扔在邻村的公路边，头被磨烂了，腿被磨断了，两只眼睛圆睁着，手里还紧抓着一个泡泡糖……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各界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表达心中的愤慨。（据2月24日《山西晚报》）

　　“红色桑塔纳狂拖男孩两公里”这样的事件，肇事者的行径极度残忍，缺乏人性，公众对此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这恰恰反映出公众民权意识的逐步觉醒。公众对此事件的关注，体现公众用实际行动捍卫个体的价值和尊严。这种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对案件本身的侦破和司法判决，起到了良性的促进作用。

　　据悉，当地警方已经积极介入此案，并且在案件侦破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笔者也相信，在司法机关积极努力下，此案会拨开迷雾，真相大白天下。但是，当前，笔者更希望的是，面对此类恶性案件，公众更应该以自觉的对法律的信仰的意识，以更加理性的情绪，关注此案的进展。

　　固然，“红色桑塔纳狂拖男孩两公里”事件，肇事者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是，它仍然属于多元化社会形态下出现的社会案件的一种形式。这类案件，容易引起人们对肇事者的身份敏感，同时，也会加剧对受害者的同情关注。对这样的案件，一方面需要司法机关的高效办案，还受害者公道，形成相关工作的透明化机制。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公众也应该根据事实，自觉理性的面对。也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种种仇视、偏激、无奈、消极的社会心理的形成。

　　也就是说，这样的恶性肇事案件，更是考量了公众对法律日常信仰的意识。当前是法治社会，从根本上说，对法律的信仰应成为人们处理任何事件的源泉。“红色桑塔纳狂拖男孩两公里”可能给公众和办案人员心目中形成特定的社会心理。但是，对案件的处理，从根本上还是要依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这应该成为公众的一种自觉意识。

　　比如，针对这起事件，要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的车辆、物品、尸体、当事人的生理和精神状态及有关的道路状态等，应当根据需要，及时指派专业人员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检验或者鉴定。检验或者鉴定应当作出书面结论。”来进行案情认证，同时也要根据《刑法》等相关内容对肇事者进行依法惩罚。法治社会，对案件用符合法律程序的方式，依案件的细节，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最终靠法律判决来生效。这一点，不论是普通日常案件，还是这样的恶性肇事事件，都同样有效。

　　毕竟，对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来说，尽管他们有着朴素的正义感，有着的积极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每个公众个体，他们或者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或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他们面对“红色桑塔纳狂拖男孩两公里”事件，只能凭藉自己的专业和素质，来作出自觉性的判断，而不能也不应该现实的参与其中。否则，就可能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同时，还可能干扰到特定的社会秩序，甚至影响到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公众舆论对实现社会公正有监督作用，而公众的自觉的法律信仰，更应该成为一个法治社会公民的日常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