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制度，我们欣闻

　　久远的故事总不免让人记忆模糊，但发生在眼前的这件事情，却是如此鲜活感人而又实实在在。

　　董建华辞去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职务获得中央政府批准，于前晚回到香港。“他虽想悄然离开赤腊角机场，但还是被早就守候在那里的记者们发现，而当记者们看到他微笑着登上一辆普通‘奔驰’轿车而不是插着港旗的特首座驾驶离时，莫不惊讶他‘公私分明这么迅速！’。这是3月15日《今晚报》“辞去特首职务后的新生活——董建华返港第一天”的报道文字。据知，董建华居住的嘉慧园，现已无警员驻守。警方要人保护组派驻在那里的保卫人员已经撤走。如今董建华不再担任特首，特区政府即将收回用公款购买的特首官邸。董建华的特首座驾也已停驶，留待7月间选出的新特首使用。同时，由特区政府提供的司机、贴身保镖和秘书均已撤出。

　　董建华的公私分明，令人感佩。董建华表示，辞去特首职务后，只会继续为国家效劳，为香港市民服务，而绝对不会加入任何公司和企业，包括到他的家族成员的任何公司和企业去任职或打工。董建华的廉洁奉公，为香港社会公认，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评价。

　　同样为公众人物的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廉政故事，也早已在我国广为传播。施罗德得心应手的用车之道，正是公私分明，公而无私，私而忘公。

　　公众人士如此，离了国土，普通百姓也如斯。去年《新民晚报》有一篇关于公私分明的报道。说的是一位在上海工作多年叫爱格拜尔·莱斯的德国男子和上海妻子在教育子女上有独特的绝招并因此荣获“上海好家长” 称号。其独门绝招之一就是公私分明。莱斯先生的女儿已经读小学三年级了，由于工作的需要，莱斯家装了两部电话，其中一部用于工作，电话费由公司报销。有一次，女儿正好坐在公司电话旁看书，休息时顺手拿起电话给远在德国的爷爷奶奶打了个电话，恰巧被莱斯看见。莱斯当即严肃地告诉女儿今后必须公私分明。在月末电话费结账时，莱斯先生主动删去了这一笔费用。

　　到美国研修公共管理，并担任康州纽海文市市长特别助理的李群，回国后曾撰文谈公共管理中的若干问题，他也讲述了一个公私分明的美国例子。在纽海文市政大楼里，市长自己开着私家车来上班，然后封存在指定位置，上班后办理公务一律换用公车，下班时，他又开着私车回家。市长说：“公私分明，这是对政府官员起码的要求，否则纳税人是不答应的。”

　　现实生活中中外人士公私分明的故事，经媒体传导而为我国公众所知的举不胜举。

　　公与私，是否泾渭分明，这是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基础和前提。正确认识、理解和处理公私关系，也是国家和人民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最基本的要求。百姓早已熟知的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模范周国知，其廉政自律的核心所在，正是决不占公家一分便宜。

　　转轨时期的社会特殊性，使得目前我国公私不明、公私难分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党政官员，尤其是某些党政重要部门的高级官员，以国有资产或公共资源支配人的地位和身份自居，别人不可染指其“势力范围”，而自己则随心所欲，领着国家俸银，却念念公不忘私，时时公私兼顾，甚至私欲膨胀公然违法犯罪。究其因，除了国家相关约束监督机制的不尽健全外，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廉政制度本身建设的明显滞后。

　　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执政为民，只有公私泾渭分明，制度严明规范，官员才能谨慎行事，循规蹈矩；百姓方能冷眼旁观，品头论足。前不久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被香港廉政公署以涉嫌盗取公司资金起诉，从另一层面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作为大股东，黄宏生将上市公司资金转移到个人名下，因此被控盗取公司资金。因为大股东注入公司的资本，在投放完成始，即已成为公司的资产，而不再是大股东的个人财产。挪用公司资金既是一种抽逃资本的行为，同时也侵害了公司中、小股东的实际权益。一个公众公司尚需受到如此约束，作为国家大市场管理者的法治政府本身，更应该强化廉政建设，明确奉公制度，细化监管规则。

　　当施罗德用车公私分明为人津津乐道时，有媒体文论，如果我国的公务用车，也有德国那样的刚性制度，恐怕公车改革也就多此一举了。

　　同样的道理，董建华如此公私分明，除了其本人高度自律，以身作则，遵循制度，恪守原则的道德素养外，基点还在于香港特区政府业已存在并高效运营的廉政制度。是制度造就了我们的所闻，也还是制度，又带给了我们所闻。

　　刚刚结束的“两会”热点无数，反腐倡廉，无疑是大众百姓高度关注的焦点之一。廉洁奉公的制度建设，事关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刻不容缓。我们期待这一制度，能够早日系统生成，具体细化，并真正成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