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农民增收遭遇教育收费黑洞

　　一个水池，打开龙头放满须N小时，拔开底塞放完需M小时，问：龙头与底塞同时开放，水池何时注满？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一般人都会做，可在现实社会里，这道“放水题”做起来似乎很困难——

　　8亩地种一季小麦、一季黄豆，扣除买化肥、农药的费用和一家人的口粮，一年现金收入4100多元人民币，农闲外出帮人打工赚回3000多元，为3个孩子教育支出6000元，电费和其他生活开支1000元。这是安徽省濉溪县一名普通农民王传永2004年的“收支清单”。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张清单，其实就是一道“放水题”：政府通过减税、补贴、保护粮价等方式，千方百计为农民长期枯竭的“水池”里“放水”，使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达到6.8％，创下1997年以来最高值，并且10多年来首次与城镇人均收入增幅基本持平；可是，一年的辛劳努力，最后都填进了教育，教育这个“放水塞”将政府对农民的关怀和实惠吞食殆尽，使农民增收仍然是一句空话。

　　对王传永这样的农民来说，他们已经感恩戴德了。如果不是政府落实农民增收政策，有三个孩子的他只能有两条出路：一、四处借债供孩子读书。可这维护不了多久。因为农民们都不富裕，很难借到钱；即使借到，也不可能长期不还，而他不但无从还起，还要不断借债让孩子续读。二、尽早结束部分或全部孩子的学业。这是最常见的办法，也是农村“普九”程度上不去的根本原因。如今，通过政府“放水”，让王传永一家收支持平，让三个孩子都有书读，虽然仍存有“我不想放弃孩子的教育”的最大愿望，但此刻的他已经很高兴了。

　　久旱逢甘霖，一直困苦不堪的王传永高兴了，可政府该感到沉重。对政府来说，这道“放水题”让政府的农民增收大计泡了汤，而造成农民不能增收的，恰恰又是政府的行政部门——教育部门。政府多予，部门多取，形成了政府给部门增收的现实。增收大计弄到这种地步，应是何等的尴尬？

　　对那道“放水题”，要让水池尽快注满，在水龙头很难增加放水的情况下，就必须缩小或堵住放水口，这是小学生都懂的道理。针对王传永“收支清单”里反映的教育支出过高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在关于义务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里建议政府：要继续加大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大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公共投入所占比例；进一步落实各级政府承担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积极推动各级政府落实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活费的责任。

　　加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就能让农民的“水池”水丰池满？长期在农村任教的我有所保留地认同这样的观点。仍以王传永的情况为例，他有一个女儿念高中，两个儿子读初中，加大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却不能抵消高中教育、高等教育这些非义务教育高收费带来的畸高支出；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能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现在的农村义务教育，办公经费、教师工资都由财政统一拨给，家长只须承担了有限的杂费、代办费，即使不免也算不得多大的负担。然而，学校里形形色色的乱收费，特别是在公办学校里搞“特长班”、“校中校”，疯狂地掏空家长的口袋。义务教育变成“有偿教育”的现象得不到根治，额外获利的思想得不到清算，即使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再多，也无法减轻家长的教育负担。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增收，摆在政府面前的办法只有一个——“两手硬”：一手狠抓农民增收，一手严管教育支出；一手加大教育投入，一手严治乱收费。农民增收与教育支出这道“放水题”不能再做下去了，教育高收费、乱收费这个倍受诟病的“恶瘤”，已经影响到农民增收的国家大计，政府绝不能再姑息迁就了，必须严惩恶治——这是农民的期盼，也是全国人民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