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帮吴仪副总理解苦恼

　　谁能帮助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解决一个她的最大的苦恼？我想试着出出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全国两会期间，3月7日，在吴仪副总理与江西代表团代表座谈时，她透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去年，我到湖南考察血吸虫病的情况。当我看望一名血吸虫病患者时，一群农民围在外面要找我反映情况，被当地的干部拦住，把他们拽开。我当时非常生气，就说‘请干部出去，农民进来’”吴仪说，当时，农民们向她哭着反映了血吸虫病的情况。“非常严峻，我当即表态，财政拨款，给每个血吸虫病患者免费做切脾手术。这一项，我们给湖南拨了500万。”吴仪说，“我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最大的苦恼就是听不到一线群众的意见。地方的领导干部有些情况是不会告诉我的。”（见《报刊文摘》2005年3月11日，转摘自3月8日《新京报》）

　　吴仪副总理心中装着群众，而且在两会上讨论时透露这样的经历，坦陈自己的最大苦恼，非常宝贵、可贵。群众利益无小事，何况血吸虫病形势“非常严峻”这种大事呢。党员和干部要联系群众，这是优良传统，大家都知道的，可如今“上头”听不到一线群众的声音，真是问题大了。脱离群众的问题之“严峻”，我看不比血吸虫病肆虐之“严峻”来得弱。

　　吴仪说，“我知道干部们是出于保护我的需要，但是农民们跑过来，不容易啊！”这句话我看只对了两个四分之一（不是对了“一半”）：前半句“我知道干部们是出于保护我的需要”对了二分之一弱，后半句“农民们跑过来不容易”对了二分之一强。干部们仅仅是出于保护副总理的需要吗？显然不是，他们更大的“需要”是保护自己，因此不让、不愿让前来反映问题的农民（有些地方可能称之为“前来闹事的刁民”）向上头反映他治下的地方的“严峻问题”。“农民们跑过来不容易”，显然吴仪副总理是指山高路远什么的，其实对于擅长跑山路的农民来说，真正的“不容易”不在“路”，而在“人”，想想吧，通常情况下，农民要过干部的“人障”是多么不容易——容易的话，哪里还有吴仪副总理的苦恼？

　　说到这里，我的主意也初露端倪了，那就是，要消除苦恼听见民声，紧要的是要破除级级干部无形中设置的层层“人障”。为了听到一线群众的意见，吴仪说，她为此想到了一个办法，“今年，我要把村卫生室的医生请到中南海来，当面听听最基层的声音，看看农村合作医疗还有什么问题。”这个主意还不错，因为是绕过、越过层层干部“人障”的。村卫生室的医生跳过多少“级”径直去了中南海，我看至少让当地的领导干部艳羡——恨不得自己此刻做了村卫生室的医生去。但得当心，说不定这个办法还是听不到真实的民声，因为无形的干部“人障”依然可能存在。容我在此举个先例：

　　《报刊文摘》2005年1月28日转摘《人民日报》1月26日的报道：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江苏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谈起一件令他担忧的事。他说：前不久，我到基层去调研，途中遇到一住户，问了一些当地的情况，对当地的做法给予了表扬。但后来，接到有关人员电话，反映那位住户讲的情况是基层领导打了招呼的。我大为不解：那个询问点不是基层安排的，是半路上随机遇上的啊！电话里说，那也是经过安排的，你走的线路他们事先都走了一遍，一一打了招呼。“放下电话后，我一夜未睡好觉，感到担忧，甚至是害怕！”

　　道理是同样的，省委书记到基层调研，表面无“人障”，实际有更玄妙的“人障”，从而使偶遇的住户“表扬当地的做法”，那么，那些奔中南海去的村卫生室医生，不也可以在被当地干部打过招呼之后“表扬当地的做法”吗？他如果“不表扬”而“做批评”，那请他动动脑筋揣摩揣摩一个简单的问题吧：“今后你还想不想在这里混下去？！”

　　所以我要说那句老话了：光治标是不够、不行的，得考虑治本。要彻底拆除那无形的层层“人障”，要抓住问题的“牛鼻子”。

　　问题的“牛鼻子”，就出在这些干部们的“权力源”上。“权力源”即权力获取之地，他们的权力从理论上是来源于“下面”，即来自于民——人民、民众、群众，也就是那些围在外面要反映问题的农民们，但实际上来源于“上头”。谁授权于你，你肯定是对谁负责，为谁服务。当地干部如果真是受权于当地的农民民众，那他们笃定要为他们负责，为他们得了血吸虫病牵肠挂肚，决不会将他们“拦住、拽开”。

　　要从根本上解决干部不设“人障”的大问题，解决公仆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难题，其实路径很简单，而且华山之路仅一条，那就是让“下头”的人民来选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