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贪官的伪装,媒体已经有了许多的报道。从“廉洁局长”明九斤到“从不批条子”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常务副主席刘知炳,从“严格自律”的原白山市委书记王纯到“每年都要带队到监狱接受警示教育”的原江苏省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再到享有“挎包局长”美誉的陕西宝鸡市原公安局长范太民,这些人在被查处前,或衣着朴实,或“铁面无私”,一副完完全全廉洁干部的形象,尽管个个都表演得惟妙惟肖,浓墨重彩,但最后都落了个可恨可叹的下场。一切的伪装,徒添了掩耳盗铃的笑料而已。
虽然伪装最终总难掩盖真相,但从贪官上演“廉政秀”到其表演落幕之前,人们总是被蒙在鼓里,贪官由此可以暗渡陈仓为所欲为。贪官之所以长时间能够拥有贪污腐化的权力和机会,其腐败堕落可以不慌不忙地暗中孵化,完全得益于其“廉政秀”所拥有的舞台和市场。贪官伪装多时,为何总能自由自在地表演而不被发现?这是每场“廉政秀”落幕以后应该引起的思考。人们似乎总爱关心故事的结局,然而从贪官上演“廉政秀”到其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关注贪官被发现和查处的过程似乎远比结果显得重要。
贪官热衷并善于而且能够在组织和群众面前伪装作秀,除了其自身在蒙骗组织、对抗查处方面确有一套独特的本领和方法外,也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干部考察任用工作和防腐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如果我们能够在制度设计中再缜密完善一些,在考察任用干部时再严肃认真一些,在征询群众意见时再深入实际一些,在查处违法乱纪问题时再严格较真一些,贪官伪装作秀将不会再有如此宽广的舞台,至少也可以缩短“廉政秀”闹剧从上演到落幕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