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情风困扰媒体的背后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叶如棠近日对记者说，由于受到强大的说情风的压力，2004年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采写的一些文章、节目虽已完成编辑制作，仍“胎死腹中”。（见《中国青年报》4月4日）

　　说情风阻止了一些深度报道的公开播发，折损了一些尖锐报道的锋芒，以至于到了“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报道需要事先防范的地步，谁之过？谁该为这些尖锐报道锋芒的折损负责呢？无独有偶，笔者手头有一则数据显示，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47%，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焦点访谈》从高峰走到低谷，其中的说情风也是重要因素。为什么有些人那么害怕尖锐报道，害怕舆论监督？

　　事实上，这些尖锐报道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为“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舆论监督是整个社会民主监督机制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监督形式，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政府的要求与体现。伏尔泰称舆论为“世界之王”，林肯说“舆论就是一切”。在我国现阶段，实施舆论监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舆论监督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它能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反腐倡廉，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舆论监督是公民参与社会活动、保持社会公正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是发挥公众意见的合力，促进社会的进步的必然。

　　媒体被说情风所缠绕，危害不可小视。首先，这有可能导致媒体权威的降低。当人们相信并自愿接受媒介的引导时，大众媒介权力具有强大的力量；如果人们不再相信它，媒介权力将失去其权威。事实上，不被受传者认同的媒介权力是不存在的。其次，说情风是在无原则地操纵或利用媒介资源，会导致媒体放弃环境监督和理性批判的社会责任。传媒监督功能的放弃，将导致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丧失意识形态阵地，使善良、正义、公正、诚实等观念和行为得不到倡扬，邪恶、非正义、偏私、虚伪等观念和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批判。

　　最后，说情风会导致社会痛感的丧失。舆论监督的抑制功能是社会发长和进步所必须的营养。因为舆论监督主要是针对国家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中的不良行径，尽管它不具有直接强制性和制裁性，但能较早的发现不良行径，及时地制止危害社会公德的丑恶现象发生。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抑制功能。通过舆论监督将各种腐败现象、不正之风、假冒伪劣揭穿，给当事人造成强有力的心灵轰击，迫使其就范。有些不良行径并没有马上或直接给社会造成危害，舆论监督会及早地介入，在其萌芽或发展过程中，就将其铲灭，维护了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即使危害后果已经发生，由于舆论监督的广泛公开性，便一定程度在地域上给广大人民群众以警示作用，使其同类现象不在其他地方再生。

　　正因为如此，笔者以为，社会应该慎重对待说情风，严查谁在说情，为什么要说情，让公众明白，给媒体一个公正、公开的环境。这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必然，因为舆论监督的基本立场就是维护公共利益，不能因为说情而造成公共利益的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