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陈丹青：退步集里可耕田

　　我们又见“一个人的战争”。因为辞职风波，陈丹青的个人事件变成了公共事件；因为书中收录了陈丹青的辞职报告，《退步集》一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今后被中国教育史册频频提起几成“定局”。

　　杜甫《丹青引》所描述的情形——“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已不再是陈丹青今日之光景，现在大抵是“丹青已知老将至，学院于我如浮云”；而且“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也绝不会再现，作为著名画家，陈丹青辞职后当然不会“途穷而贫”，即使没有了那“社会保障”的庇荫；更不会“遭俗眼白”，反而半年前提交、两年后才实现的“辞职”已“惊起沙鸥一片”。

　　早在去年秋天，《南方人物周刊》在选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时候，51岁的中国油画界巅峰人物陈丹青就已入选。当然不是因为他的画，而是因为他的话。这位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回国定居的画家教授，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核心是痛陈艺术院校招生中政治和外语考试的不合理，人才因此埋没。“陈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

　　“陈老师，你这样说来说去有什么意思呢？你会退步的！”在一次与年轻人的座谈中，陈丹青收到这张几经转手递过来的纸条，于是有了《退步集》的书名。“说来说去没意思”，我想大抵是指一个人的战争无法战胜庞大的体制吧，但是，“我已开口说过，我拯救了我的灵魂”；“你会退步的”，我想该是指绘画本身，是啊，是要有迅速还原的泥土了，“退步集”里可耕田。

　　为什么是陈丹青？为什么只是陈丹青？为什么只是陈丹青一个人？温森特·梵高说，“尽管我又病又疯，但仍不失去对人类的爱。”可陈丹青不病不疯，他很清醒，相同的只是“爱”。爱之深，责之切。因为要将现有的研究生带毕业，陈丹青与清华续签了两年合同，所以现在还是“准辞职”，这样让我看到了缱绻与决绝。缱绻是清晰的，决绝更是熠熠生辉。决绝背后的现实就是，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艺术家，一旦进入已固化的体制，要么被同化，要么被排斥——无形的排斥或相斥。现在有了一位陈丹青，不愿意被同化，所以选择了“退”，退步，退出。这是这个时代难得的一抹亮色，但相比久远的过去，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退步”。

　　过去，选择“退出”的是，不是区区一名教授，而是堂堂一位校长——当然，我这里没有一丁点贬教授褒校长的意味，而是要比较其中不同的意蕴，证明今日退步之确凿。曾记否？五四运动中，北大有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校长蔡元培竭力营救成功后，他便辞去校长之职，于是有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之名篇。在宣言里，伟大的蔡元培不是“颇有微词”而是“通篇严词”：“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因为那是“半官僚性质”的，得“仰这些官僚的鼻息”；“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因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而动不动什么“国务院来干涉了”，“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因为绝不能再作“逐臭之夫”了！……没有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境界，可是有这样决绝的伟大宣言？！今日只有教授陈丹青，已无校长蔡元培！

　　这是一个做稳了校长、院长、系主任甚至做稳了教授、讲师、助教的年代，出了一个陈丹青，已是另类。教育是计划的教育，招生是管制的招生，培养是标准的培养；大学丢失了自由之思想，大学丧葬了独立之精神。这与蔡元培理想之现代大学南辕北辙。作为伟大教育家的蔡元培，他的冀望是：大学应当是独立和自主的，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大学的独立与自由需要有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这三项基本原则，大学还算什么大学呢？“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如今“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教育者呢，当然培养的是坐稳了屁股下的位置、自觉不自觉麻木不麻木地维护现有体制的教育者和教育管理者；如今“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人才呢，当然是对人家一年年拿诺贝尔奖直流口水的人才。具体到逢招必考的政治与英语，“过关者”自然都是合格的、让人放心的。可全民学政治、全民考英语付出的仅仅是一点时间与精力的“成本”吗？错！付出的是惨重的“机会成本”——经济学上所说的“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必须放弃的东西”。那么，学政治、考英语的“机会成本”就很清楚了。结果如同陈丹青在各地演讲所亲历的例子：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句不通，“大学生的中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

　　“严重的是教育问题”，这是4月20日《南方人物周刊》刊出有关陈丹青的专题中，陈丹青与记者对谈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啊，教育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呢？这是一个有多少人已好好去深思过的问题呢？我以为，今日之教育，与其说是“现代社会初级阶段的教育”，不如说是“封建社会高级阶段的教育”。你可以说我言重了——但希望你能尊重我发表这一看法的权利。考艺术必须政治和英语两门先过关的“八股规定”，只比科举时代的“八股文考试”高级一点点、现代一点点。我不由得想起我的一位同姓人——清人徐大椿。徐大椿既是医学家，又是词曲艺术家，生平跨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那文字狱风起云涌的时代，曾作名篇《时文叹》，揭露八股取仕的教育制度:“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欺人技”；“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于国家来说，“求才”成了“欺人”；于个人来说，光阴辜负，一世昏迷。古往如是，今来亦然，切肤之痛，其痛何哉！

　　今日之管理体制，何止是学生考试成“八股”？教师晋级也是“八股”统治。不久前，上海交大讲师晏才宏逝世，反响之声震彻中华大地。这位上课已入化境、学生网上评教活动中以罕见的满分居全校之首的讲师，年过半百却始终未能评上副教授！因为他只顾埋头教学而没有必需的所谓论文！看看吧，多少评得教授有效的“论文”，过后不就成了印在纸片上的垃圾？因着这样的“八股评聘”的严格管制，高校大抵是无法破格让晏才宏成为教授的。因着这样的“八股评聘”的潇洒存在，没有职称又目盲的史学大师陈寅恪，若在今日，对不起，那只有请他加入街边阿炳的队伍，让他一边自由乞讨一边独立思想去。

　　丹青引，丹青引，丹青为何路难行？不知陈丹青是否曾记得表演艺术大家赵丹。赵丹尽管不事丹青，但在名字中牵扯着“丹青”（他女儿、著名舞蹈艺术家赵青，就著有《两代丹青》一书）。1980年10月，在赵丹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就的遗言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赵丹也是一位因有良知而说真话的智识者，他当然看到了深层的体制问题，就用自己的话说了：“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相比上世纪的80年代，我们也无比惭愧，因为在今日教育体制的管理教育下，已经无法培养出赵丹这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艺术家，已经不能够再听到赵丹那样平凡又非凡的声音。

　　什么都管，管得太多，“计划”得太具体，插手得太“到位”，管失了自由，管丢了独立，别说教育没希望，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环境人才等等，大抵都是没希望的。这个听起来很让人吃惊，但这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历史会自然地、轻松地、无情地、沉重地证明这一切，经济领域不是被那个“计划”证过一证吗？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嫣然一笑过后，只希望陈丹青届时独自退步耕耘，专心伺候丹青，依旧思考为文，静心等待改进——尽管那只是“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