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美大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在天津市和平区开设的分店,2004年2月收到了和平区卫生局公共卫生监督所25610元的卫生监测收费单。如此高额的收费把公司吓了一跳,公司当即就通过各种关系,与和平区卫生防病站协商,最后以缴纳7000元摆平了此事。(4月19日新华网)
25610元的收费能一下子减去18610元,若不是讨价还价又该如何,而即使减剩了7000元,这7000元又是如何?若不是新闻白纸黑字写得确凿,简直会让人疑心看到了一个天方夜谭。不幸的是这并非天方夜谭,而是一个活标本——出现在天津和平区卫生行政监督中的这个怪现象,反映的是一种体制病:行政监督和中介服务“一个躯体两张皮”,导致权力借中介服务之手变相寻租,中介服务之“狐”借官场的“虎”威获得垄断性服务及收益的特权,简言之曰左手行政抓权,右手市场掳钱。
和平区公共卫生监督所,是一个政府机构,行使的是卫生监管的行政权力。而这个政府机构,又孵化出了一个单位叫做卫生防病站。因为有了这“一分为二”,多少从市场上掳钱的事情就做得得应手,心想钱来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规定,卫生监督所负责宏观监管,发放卫生许可证时是不能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卫生防病站就不同了,它是事业单位,为社会提供市场中介服务,因此收费就可以气壮如牛。也许有人会说,你收费离谱我不要你的中介服务还不行吗?回答是不行的,其间奥秘就在于公共卫生监督所和卫生防病站其实是一分为二却又合二为一的。尽管所长不能收费但是却有行政权力,尽管站长没有行政权力却能收费,而收费的站长就是由不能收费的所长兼任的。以收费养监管,监管为收费服务,这就形成了一个“收费为了监管,监管为了收费”的怪圈,而有了这样“互补”的双重身份,那收费还能收不到并且不离谱么?
前几年市场上曾有又做买卖又做官的“红顶商人”,集公私权力于一身,在市场专做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也万利的生意。如今“红顶商人”已被逐出市场,但是似天津和平区那个“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不又是一个“红顶商人”吗?不同之处只在于今天这个“红顶商人”不是个人而是一级政府部门,搞的是权力寻租的公共权力部门化。政府部门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是越位,什么是错位,这些年天天在讲,早已耳熟能详。然而讲来讲去,平常时节也点头称是,一碰到实际利益,却马上阳奉阴违,这就足以证明,在利益驱动之下,寄希望于自我规范、自我约束或者说自我剥夺,乃是缘木求鱼。体制的问题没解决,缺了改革的的外力推进,即使时代不同了,仍会有怪胎冒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