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金有偿”不会颠覆传统美德

　　《物权法》向社会征求意见，拾金不昧到底该不该得到一定报酬再次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无论是公众观点，还是专家意见，反对者归根结底不外乎一条：如果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上升为一种法定权利，无疑颠覆了中华民族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这个推理真的成立吗？笔者认为，如《物权法》规定拾金不昧应得适当报酬，不仅不会颠覆传统美德，反而会树立正确导向、提升道德水平。

　　从拾物行为的特点来说，它是一个隐蔽行为，大多是在失主和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个特点决定着，在“天知地知我知”的情况下，拾物者可以选择“不昧”，而设法归还失主，也可以选择“昧”，而据为己有。因此，对于道德真正高尚的人来说，无论能不能得到荣誉，他们都会无怨无悔地选择“不昧”；对于道德中等的一般人来说，他们或既看重“名”又看重“利”，或只看重“利”，在权衡之后就可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昧”下钱物。而事实是，法律对于“昧”者，大多也因找不到“拾”者而无法追究。如果拾金不昧能够“名利双收”，那么道德高尚者当然依然会拾金不昧，而有一些人会在“名”+“利”的诱导下向“不昧”靠拢。因此，法律规定拾物有偿，从事实层面说，会使更多的失物回到失主手中；从道德层面说，会使更多的人加入到拾金不昧的行列中。

　　那么，“拾物有偿”会不会使人们为报酬而“不昧”呢？法律规定“拾物有偿”，只是对拾、失双方的一种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在具体履行中，拾物者对失主给予的报酬，既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因此，对于道德高尚者来说，不会因法律规定而背上为报酬而“不昧”之名，更不会使其道德水平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规定是一种固化了的社会导向。而这种导向要讲究实际效果，不能仅仅停留于道德层面。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一次讲演中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是：春秋时期，鲁国政府规定，鲁人在国外见到有鲁国人做奴隶，可以赎回后报账。孔子的一个学生赎回了一个奴隶没有去报账，人们都夸他品格好。孔子却责备说，你不报账，人们都夸你，那样别人在赎奴隶前就会想，垫不垫钱？回来报不报账？不报就丢了一笔钱，报账人家就会说自己品格不好，结果可能妨碍更多的奴隶被赎回。第二个是：孔子的一位学生救了一名落水者，落水者的家属答谢他一头牛，这个学生就接收了。人们纷纷议论，孔子却予以表扬，他认为这样能够鼓励更多的人下水救人。这两个故事所包含的道理与“拾金不昧该不该要报酬”的道理是一样的，即应当树立一种鼓励人们做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之事的导向，而其关键又在于必须把其行为与应得的利益结合起来。

　　人民网曾就此做过一次网上调查，结果是55%的网友认为拾金不昧者应该得到一定报酬，从中可以看出公众的倾向。从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看，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摩纳哥等国都有不同的“拾物有偿”规定，而且并未因此降低其社会公德水平。因此，法律规定拾金不昧者既得荣誉又得实惠，是德与法的良性互动，是社会的一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