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公开比关注官员隐私更重要

　　嗜酒好赌、大肆挥霍、不孝敬长辈……这些生活上的个人隐私，将直接与重庆市领导干部的仕途挂钩。重庆市年内将出台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的考察制度。（见《江南时报》6月25日）

　　近来，不断有地方出台政策考察官员社交圈的措施，有的还规定官员要汇报婚姻变动情况，规定领导干部婚丧嫁娶须备案等。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地引来了对官员隐私权的思考。众所周知，官员的最基本身份是公民,应该享有普遍意义上的隐私权。然而,政府官员不是一般公民,更重要的是他还具有政府官员的角色,代表着广大公众掌握并行使着国家权力。为防止政府官员戴着公共面纱为自己谋求私利,有必要使政府的信息尤其是官员的一些信息(有时涉及到不愿意公开的隐私)公开化。高官无隐私，防止官员腐败需要公开官员隐私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理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我们不能忽视各地出台措施的积极意义，但是也不能高估。

　　为什么呢？因为就我国当下的政治生态来说，有远比关注官员社交圈更重要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考察官员社交圈不重要，仅仅是比较来说的。笔者以为，不解决当下的官员权力监督弱化的事实，考察官员的社交圈无疑于是南辕北辙。试想，让公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和关注官员社交圈哪个更重要呢？要知道，权力监督弱化的局面不改变，即使考察了官员社交圈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当前，监督与反监督的较量磨擦不断发生，而考察官员社交圈也是突出监督的意义。

　　权力监督被弱化，是不容忽视的。一是监督的有效性不高,权力结构内部的一些组织机构不能有效行使监督权力，形成虚监现象，如宪法赋予人大的一些权力，由于体制不顺,而不能充分行使。二是监督的约束性不强，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力度不够与民众参政途径单一，而形成弱监，监督的力度受到削弱。三是监督的法治不够充分，权力结构配置得不合理，权力监督在有些方面缺少明确的法律保障，权力管理出现真空,形成空监、漏监。四是监督制度不完善，缺少对监督者的监督机制。政治上时常宣传权力者的自律和其主动接受监督，说明了监督者的被动，反映了监督职责缺少制度保障和法律约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监督过程使流于形式、公式化，威慑之剑变成“花瓶”摆设。

　　正是由于监督的弱化，没有约束的权力就容易演变成特权、强权，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腐败现象的蔓延、政治效率的降低。那么，在这种状况下，笔者以为，改变权力监督弱化比考察官员社交圈更重要，当然考察社交圈也有监督权力的意思在内，但是不能改变弱化的现实。

　　权力监督的弱化容易诱发权力腐败，失去权力应有公正性，使政治权威受到挑战。监督弱化，权力过度集中，容易引发官僚主义和特权行为。监督弱化，容易导致民主政治的庸俗化，影响民主社会的正常进程。转轨时期政治公开化建设滞后，是影响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形成的重要因素,是造成权力监督弱化的根本原因。笔者以为，只有政治越来越公开，才能改变权力监督弱化的事实，这是比考察官员社交圈更为重要，更为紧迫的事情。政治公开化到位了，考察官员社交圈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迎仞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