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瓶为何装旧酒？

　　行政许可法自2004年7月1日从文本正式走进中国百姓生活，已一年有余，安徽省人大前不久专门组织了对这项法律的执法检查，结果发现诸多新的“怪”现象，比如政府部门不愿放权，政务中心成了“收发室”，比如政府部门规避制约，收费由明变暗。（8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

　　便民是行政许可法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要求办理行政许可尽可能一个窗口对外。而成立政务中心的初衷，就是为了落实这个原则，让基层单位和百姓在办理行政许可时，不必再像从前那样四处奔波，并且又能用最少的时间把事情办结。然而由于政府部门不愿放权，派到政务中心去的人没有审批权限，因此政务中心的这个窗口那个窗口便变成了各个政府部门的“收发窗口”。而问题更在于，因为政府部门设在政务中心的窗口只是摆设，只接收材料，审批还要转交相关部门，实际上反而是增加了办事的环节，花的时间比不设政务中心时更多，给办事人员带来了更多不便。无奈之下，基层单位只好先到政务中心登记，然后自己一个一个部门跑审批，办妥之后，等所有手续转回政务中心，再从那里统一领取审批文件。这样多少还比交给政务中心操作快一些。

　　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撤销可设可不设的审批机构，可下放的审批权限交由社会中介组织办理，实施行政许可原则上不收费。对此规定，一些政府部门就来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将审批权指定转移给其下属的单位或行业协会，通过这些组织强行收取费用。还有的则通过增设行政许可条件“搭车”收费，比如交管部门要求司机必须年年缴费重办信息卡，否则年检不能通过。表面一看，政府部门借审批乱收费现象消除了，实际上却是变了一个形式，汤换了药还是那么一贴，这就是政府部门搞“权力寻租”。

　　这些“怪”现象再次告诉我们：如果观念未变，那么即使瓶子是新的，装的也只能是旧酒。在实现政府职能转变这件举足轻重的大事上，向来我们似乎更多地寄希望于政府部门的“自觉革命”。要不要“自觉革命”？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仅靠“自觉革命”又是远远不够的，并且终久也靠不住。政务中心成了“收发室”，乱收费的移花接木，就证明了体制的问题没解决，或者换言之就是缺了体制改革的外力推进，那么在利益驱动之下，寄希望于道德层面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或者说自我剥夺，乃是缘木求鱼。新闻虽来自安徽，但作为一种现象，其意义无疑已超出了山东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