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让某某倾家荡产”更重要的

　　“要让某某倾家荡产”是一句非法治甚至是非法制语言，如今这句话与“严肃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法治语言连在一起，从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口中说出，足见李局长之愤怒。广东兴宁特大矿难确实让人愤怒，听着这些关键词，谁都气不打一处来：兴宁不到一个月接连发生两起同类透水事故，无证开采，监管死角，123人被困井下生还希望渺茫，煤矿负责人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然而，李局长所说的，对非法开采小煤矿的人“要让他们倾家荡产，并严肃追究刑事责任”（见8月13日《新京报》）。如果在兴宁矿难完全了结之后，不去思考什么比“让非法矿主倾家荡产”更重要，那么，兴宁之后想让安全“兴”、矿难“宁”大抵会成为奢望。

　　尽管“倾家荡产”对非法获利的人来说蛮有威慑力，但“倾家荡产说”本不应该从一位行政官员口中说出，因为那是司法的事；而且“倾家荡产”中，“倾”完谁的家、“荡”完谁的产，实在难以在矿难责任人中划出清晰的边界，因为“矿主”本来就是一个模糊概念，不要以为“矿主”仅仅是一个人，其中有董事长、董事、公司老板、矿长，还有不少投资搭股的人，甚至不少官员公务员也是搭股分肥的。如果你仅仅让其中一只“猴子”倾家荡产，那些“鸡”们照样什么都不怕。

　　有评论为“倾家荡产说”叫好，称“让大兴矿难成为‘倾家荡产说’的标本”（见8月13日《燕赵都市报》），我很不以为然；即使《新京报》评论深入一点，提出该怎样让黑心矿主“倾家荡产”的问题，问“是事前防范、‘罚’得他倾家荡产，还是事发之后他‘赔’得倾家荡产”，我也不以为然，因为“平常罚款罚得你倾家荡产”是个无法操作、不可能实现的伪命题。可以这么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靠“罚款罚得倾家荡产”作为治本之策来治理矿难、保障安全的。何况，“罚得倾家荡产”这种行政举措，弄不好就违法，不久前在禁毒领域发生的一件事可以为鉴：为遏制毒贩，某县政府下令炸毁毒贩以贩毒非法所得兴建的别墅房子，目的也是让其“倾家荡产”，这种看起来具有实体正义的“釜底抽薪”举措，因为其程序的非正义，终究不能达到整体上给贩毒以“釜底抽薪”的目的。

　　煤矿生产安全早已进入博弈时代，但由于博弈机制的严重缺失，结果要么是零和博弈，要么是负和博弈，事故照样频出。在这场博弈中，煤矿的“主人”是绝对利益下的绝对赢家，即使有那么一两位出事的倒霉矿主被弄得“倾家荡产”了，总体格局也不会有大变。因为没有建立良好的博弈机制，在生产与安全、矿主与矿工、现实与法规、利益与良知、被管与监管、出事与处罚等等种种博弈中，胜算在何方是一目了然的，最终就是“矿主发财、矿工受难、政府买单”。重建博弈机制，是赢得整治煤矿、遏止矿难最终取胜的必经之途。

　　比如资源税问题，就是博弈机制的深层问题。曾经在全国“两会”上疾呼制定《民工权益保护法》的袁玉珠代表，日前提出煤炭应征收70%的资源税，极富见地。民营企业家袁玉珠是山西的钢铁大王，他最近向钢铁企业的上游产业进军，完成收购了两家煤矿、兴办了一个炼焦厂，他透彻地看到了煤炭产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所以发出了这样有良知的声音。这几年钢铁等行业的兴旺带动了煤炭业的飞速发展，煤炭业利润空间巨大，激发了煤炭业主无视安全生产，抢挖乱采，致使事故频发；在我国主要煤炭产地出现了“挖走了煤炭，塌陷了大地，渗漏了水源，污染了环境，流失了税费，腐蚀了干部，草菅了人命”的现象。要解决问题，袁玉珠认为不能仅仅靠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现有的资源费的收取，是在煤炭开采之前，根据地下储量收取每吨一两元的费用，比如地下储量预计1亿吨，先收个1.5亿元资源费才能开采，矿主获得开采权之后为了迅速收回成本获取收益，就疯狂地采挖，不仅造成安全隐患，而且还造成了大量浪费煤炭资源的“吃菜心”现象。而资源税是“挖一吨煤就上缴一吨的资源税”；袁玉珠计算发现，现在一吨炼焦煤市场价400元，而成本只有60元，即使按照售价的70%征收资源税后，还有60元毛利。资源税的制度设计，势在必行。

　　通过袁玉珠的分析与建议，我们不难看到，在制度安排不科学的形态下，现实市场的现实暴利贯穿了煤炭之“黑”，不久前传出的山西煤矿老板们团购20辆悍马豪华车的消息，也是一个佐证。暴利源于制度，制度离间安全；暴利诱发参股，参股腐蚀官员；暴利导致疯采，疯采激发矿难。所以，仅仅“让非法矿主倾家荡产”是不够的，只要“300%的利润”普遍存在，它就足够让人铤而走险，其必然状态就是：一个非法矿主“倾家荡产”倒下去，千万个非法矿主“昂首挺胸”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