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证据需要全民族的保全

　　南京也发现了侵华日军的“拜鬼”之地——“神社”！8月8日《新京报》报道：侵华日军在南京期间，曾仿照东京靖国神社的规制与格式，兴建大型“神社”。日前，这一神社在南京被抗战史专家发现。“神社”位于南京五台山现江苏省体育局大院内，黑片瓦、丹柱、飞檐、杏黄色墙壁，为典型的日本庙宇式平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说，日军侵华期间，不仅自己去举行祀拜仪式，还胁迫中国人参加“慰灵祭”。

　　从报道看，这个发现是抗战史专家的“个人行为”，但这也是很可宝贵的；南京五台山“神社”被发现的意义，绝不是“旅游”层面的，它是一种让历史告诉现在和告诉未来的重要证据。8月15日即将到来，这是当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日本右翼在煽动“8.15”全民参拜靖国神社（见《参考消息》8月3日头版头条报道）。尽管历史不能容纳谎言，但涂鸦历史的谎言总是不时地在野心的策源地挣扎地冒出头来；我们要对付这种真实的谎言，最有力的是来自历史现实的证据。可贵的是，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在中华大地许多地方，在民间或非民间，许多人在搜集保全侵华日军残留着的种种罪状证据。

　　浙江金华，曾是日军侵华战争中浙赣战役的主战场。60多年前，日军731部队与日军荣字第1644部队在此发动细菌战、开展细菌活体实验。日前，金华市正信公证处与金华日报社联合开展了“公证保全日军罪状、永存侵略历史事实”的公证援助活动，为那些饱经沧桑的战争幸存者们提供免费公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日军当年的罪证。一个多月以来，已有近40人进行了证据保全的公证。（见8月3日《浙江法制报 》）这一种“公益公证”，是一种来自现实的有力史证，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行动。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为历史“存档”，也是为民族的记忆“存档”。有一种历史的证据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渐行渐远，它需要全民族的发现与保全。在金华进行的这一证据保全、证据公证行动，其意义不仅属于法律层面，而且属于爱国主义教育层面。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越来越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这一正义的旅程。宁波有位普通的七旬老人，开始与时间赛跑，成为当地慰安所调查第一人。现年71岁的王景行，从1997年起开始对侵华日军在宁波设立慰安所的种种罪行，展开独立调查，经过“8年抗战”，查出“宁波曾有三处慰安所遗址”：第一处遗址“海曙区旗杆巷47号傅家”，现已拆除成了天一广场的一部分；另一处是江北区玛瑙路41号的庄家房子，是当时的“月の家”，经王景行的奔波，在前一次拆迁中得以保留，成为了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一处名叫“东亚旅社”的慰安所遗址，处在风雨飘摇中。（见7月20日《都市快报》）有一种责任叫做对历史负责、对现实负责、对未来负责，正如王景行老人所说的：“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对这些历史进行记录，那么下一代人就可能无法知道真相。”

　　像这样的寻找搜集保存保全证据，有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但由于不能产生出“直接经济效益”，所以在认知上还没有达到全体公民的高度统一，在行动上还没有达到全民族的步调一致。在南京，就发生了一场“利济巷2号”慰安所遗址的“保卫战”。那是目前惟一被活着的慰安妇指认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孤立在繁华街区，正面临拆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历时3年调查发现，南京沦陷8年中共有40多所慰安所，其中30多所在六朝古都飞速发展中已经灰飞烟灭，目前仅存6所，利济巷2号已摇摇欲倒。（4月28日《三联生活周刊》）利济巷2号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物证究竟拆迁后要干什么？建一座办公大楼！专家学者呼吁保存遗址，“主拆派”却只看到眼前“利益”。而更让人汗颜的是，去年3月下旬一份送达南京市政府的《关于保存南京市慰安所的请愿书》，起草者是日本学者西野王留美子！

　　“人类的历史是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这是泰戈尔说过的话。7月19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在东京二审败诉；7月30日，王选来到杭州举行“历史需要真实的回忆”报告会，给孩子们讲什么是历史、真实、责任。 “王选其实很孤独，法庭上经常只有她一个人出现在原告席上。支持这一‘事业’的人少、钱少，他们的调查取证工作经常陷入困境。”（7月31日《都市快报》）这样的现实，是无法让人露出笑颜的。“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并不是“被动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更不是“孤独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有一种证据需要全民族的发现、搜集与保全！让我们记住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说过的话：“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