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民都有个“大喇叭”

　　近年来，河北省肥乡县北营村先后树起了四个大喇叭，其中三个大喇叭是由村干部安装的，另外一个喇叭是由一个村民王福臣树起的。四个大剌叭长期对立，村干部的喇叭虽然多，但许多村民不欢迎，在村里长期抵不过村民的喇叭。（8月4日新华网）

　　一般来讲，村干部树起的大喇叭是由乡党委授权的，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本应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村民树起大喇叭是个人行为，也是有关规定不允许的，不会受到群众的拥护。但事实却相反，三个村干部的喇叭竟然长期抵不过一个村民的喇叭，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

　　“三个大喇叭抵不过一个大喇叭”表明该村组织体系不仅已官僚化，且已陷入瘫痪。不少群众就反映，三个村干部建的大喇叭，不宣传党的政策、不为群众服务，而成了乡村干部掠夺百姓的工具。这显然是十分危险的。在这里，大喇叭传递的已不是党、国家或人民的声音，而成为了村干部的“一言堂”；公权力也已再不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社会契约，而是沦为了为村干部谋私利的手段。

　　“三个大喇叭抵不过一个大喇叭”还体现了当地干群关系的对立。村民韩书相对记者说，村干部的大喇叭经常歪曲国家政策，比如国家粮食直补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税费征收等，从来不向群众讲清政策，而是愚弄群众，自己深受其害。而村民王福臣树起大喇叭仅仅是为了政权宣传党和国家政策，却多次受到威胁、利诱，有时还被跟踪、传唤。有一次，十几名乡村干部深夜闯入他家，往死里打他，有人死死掐住他的脖子。仅从这件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地的干群关系已经势同水火。

　　在公权力的权威受到置疑的时候，在干群关系势同水火的时候，村民们自己的大喇叭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公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老百姓也就只能采用最原始的表达方式，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一方面，这是可喜的，说明民主意识已在农村落地生根；另一方面，这也是可悲的，因为我们不禁要问，在该村组织体系官僚化且已陷入瘫痪的情况下，村干部们权为民所用、立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权力意识哪去了，上级部门的有效监督哪去了。一孔难窥全貌，我们难以知道全国的其他村级混乱到了什么地步，但这种权力意识的丧失和有效监督的缺失，仍不得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在农村常常出现的情况是，若农民对上边的政策、规定等不表态，或者随波逐流，村干部就会说他们是“愚民”，不关心政治、不懂科学、素质低等等；若农民做出一点对村组织有“不恭”的表现，就被称为“刁民”，似乎农民就天生只能顺从，才符合逻辑。这当然是对农民的不公平。这些不公平的待遇，不仅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压制了农民民主意识的提高。

　　在笔者看来，北营村村民用大喇叭与村党组进行对抗的方式虽不妥当，但这种自由表达愿望却是不容抹杀的。这不仅表明这些村民“公民基本权利”意识已觉醒，更是体现了村民的民主意识正在不断增强。

　　其实，我们每个国民的心中都有个“大喇叭”，在社会不断进步、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它们都需要也应该能“放出声响”来。到那时，也就不会出现“三个大喇叭抵不过一个大喇叭”的新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