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的背后

　　最近，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与十几名新疆老科技工作者座谈时，对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进行了痛斥:“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2005年8月22日《中国青年报》）。事实上，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的思想和追求岂止一个科技界如此？党政机关这种纯粹的官场不用说了，教育界的许多人类灵魂工程师们想当主任、校长，医疗卫生界不少白衣天使们想当院长，即使经济界的一些财大气粗的经理们还想在人大、政协谋个职衔……“官本位”思想已经充斥到我国社会的众多领域、角角落落。

　　其实，“官本位”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其背后隐藏着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人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当官呢？真的像一些人说的“官话”那样，为了给党和国家多做贡献，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吗？我们不排除这种因素，但更多更大的因素还是“名利”二字。

　　我国具有悠久的“官本位”传统。从西周时期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到封建社会的“学而优则仕”，看一个人有没有作为，社会地位如何，主要是以是否入仕为官、入仕后能否官居高位为标准。在这个价值观的影响下，便有了吴敬梓笔下中举后喜极而疯的范进，有了鲁迅笔下穷酸而清高的孔乙己，有了千千万万为了金榜题名而皓首穷经的求仕者。即使时代进步到二十一世纪，这种崇尚当官的思想仍然难以撼动。日常生活中，无论在什么单位、什么场合，只要大小有点官职，人们就敬你三分；三个职务不同的人走在一起，主次、前后便不一样；围坐在一桌吃饭，座次便尊卑分明……总之，人们只要出了家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让你感到纱帽大小影响无处不在。当然，这些感觉还是比较虚的东西，属于“名”的范畴。

　　除了“名”以外，人们更看重的是“利”。在经济利益上，当官与否、官职高低的差别就更大了。能够摆在桌面上的——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规定，哪个级别的领导可以配专车、配秘书、分房子、长工资，如果你不当官，即使你是正教授、高级教师、高级工程师，也只能挤公共汽车，分房子、长工资都要听任别人摆布，更不用奢望配秘书了。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就是在公共汽车上被挤伤后病死的，如果他设法当个院长什么的，就不会发生这种悲剧。此外，更多的是摆不到桌面上的——什么下级送的礼品礼金啦，有关单位的请吃请喝请玩啦，客户给的红包回扣啦，等等。这些直接或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对于不少人来说，其诱惑力是难以抵挡的。而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对权力的制约还很不够，在不少领域权钱交易、灰色收入还很严重。尽管不断有人被绳之以党纪国法，但仍有不少人趋之若鹜。因此，今天我们不能老是强调“官本位”思想是封建社会的影响了，它其实更是现实土壤生出的畸瘤。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也许这话不完全正确，却也道出了人的一种本性。在名与利的强力吸引下，人们不重业务而追求当官就很正常了。因此，我们不应该只是一味地去责备那些有“官本位”思想的人，更重要的是下大力消除“官”背后那些有形或无形的、诱人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