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伤病潦倒呼唤体制性保障

　　在珠海见义勇为多处负伤的英雄韦兆安，时隔一年多后因伤痛缠身，穷困潦倒，2005年8月4日中午在医院19层跳楼身亡，结束了25岁的年轻生命。英雄流血家人流泪的悲剧，就这样接连上演着。

　　面对多灾多病的亲人，贫困无助的家庭，韦兆安除了默然承受，不愿意麻烦他人，甚至回乡后一直把荣誉证书压在箱底。遭病痛折磨时，自已配制草药缓解痛苦，直到最后视死如归。

　　有人说，假如他性情开朗些，能和家人朋友经常倾诉心中的郁闷；假如家境好一些，不至于疗伤时为医疗费而犯愁；然开朗的人一样会有消沉绝望的可能；像韦兆安这样的伤痛家境再好也难免不犯愁。惟一能够解救英雄的只能是体制性的保障，是政府乃到全社会的救助。

　　见义勇为的英雄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公民精神和行为的楷模。我既为伟大的民族养育了这样的英雄感到自豪，也为民族的多灾多难感到无奈。但无论如何，都必须善待英雄，让英雄们既得到精神上的褒奖，更得到物质上健康上的保障。

　　当然，这种保障必须是制度性的而不是随机的，是完全的而不是残缺的。然而我们恰恰缺乏这样的制度设计和安排。英雄们受到当地政府一次性的表彰，随后便被渐渐遗忘，以至于承受事过境迁的冷漠。按现行法规，见义勇为英雄只有牺牲生命并被评为革命烈士后，其家属才能享受民政部门的补助和优待。如果因见义勇为致伤、致残，一般很难得到政府救助。

　　“现在，对见义勇为者的救助，基金会只能做到基本救助。”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宣传联络部主任张桂红如是说。虽然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见义勇为保障条例或规定，但目前各地对英雄们的长期救助都没有硬性规定，一直是依惯例而行的。

　　为此，我建议，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长期的完全的救助制度和机制。其一，见义勇为的英雄们受伤后，应该开辟快速抢救的绿色通道，免费先行治疗，然后由国家财政拨款解决。而不是没有钱不给医治，不先交钱不予救治，从而失去抢救的时机，延误而死。

　　其二，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理应更加科学、效能、人性化，不应无故拖延；不应因为被救人的沉默消失，尽管有更多的旁证、人证、物证，也不能定论，不予认定；更不该因为事情超过了多少时间比如30天，就失去了被认定的资格。近来就不时读到见义勇为者因缺乏当事的证人而遭受不白之冤，难免让人唏嘘。

　　其三，除了精神上的褒奖，更多的应给予物质上的奖励。除了一次性颁发部分，更应该有常年的乃至一生的定额酬报。尤其是伤病者，应由国家建立医疗保险，使其终生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定时体检，定点治疗，有病随时医治，不至于因伤痛缠身而自绝人世。

　　其四，应由民政部门建立系统的档案信息管理网络，建立行为发生地与英雄原籍地交接制度，保证每一个英雄不至于因为迁移或自愿被埋没，失去应有的荣誉和援助。对性情内向不想麻烦他人、处境艰辛甚至穷困潦倒的弱势群体，由原籍地政府提供更多的经常性地关怀。

　　其五，除了国家和地方财政出资，应建立健全见义勇为基金社会募集和使用的制度，包括向受益人，向企业，向慈善机构募集，并通过政策导向鼓励和支持国内外慈善机构和各种基金会，介入见义勇为行为的奖励和救助，鼓励志愿者参与。在此基础上，对类似韦兆安一样的家庭予以救济性援助，努力解除后顾之忧——就是要建立这样的制度，一旦见义勇为受伤致残，就应该终身受人尊重，享受应有的物质、医疗等方面的照顾，不再湮没无闻，穷困潦倒，甚至绝望而死。“本来值得鼓励的行为因为事后救助不到位而无人去做，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政府的轻慢和民心的冷漠，只能使活着的英雄们伤心，使每一个潜在的英雄寒心。再也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继续上演下去了。否则，就是国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