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繁荣是和谐社会的支点

　　山西煤老板成绑架诈骗重点对象，大同等地接连发生相关大案，因煤而暴富的老板们想方设法自保安全……“2005年9月1日一大早，家住大同市的某煤矿矿长白某怎么也没想到，他的车被几个拿枪的人拦住，他和司机被捆绑后连车一起被劫走。三名绑匪向白某开口索要300万元。经讨价还价，白某同意给其80万元……”（9月26日《新京报》）

　　“煤老板”成为焦点，背景是很清晰的：煤矿矿难层出不穷、彻查“官煤勾结”呼声席卷全国；而山西煤老板尤其喜欢大肆摆阔，诸多新闻扑面而来：山西煤老板一次团购150万元一辆的美国悍马车20辆、山西煤窑主大量购买京城豪宅……这些因煤而暴富、风光奢华的老板，在成为媒体高度关注群体的同时，也成为一些犯罪分子“盯”着的对象。“矿井深深深几许”？无人能够回答，但它成为社会矛盾纠合之地，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看来，与其说那是“仇富心理”觊觎煤老板，不如说是社会不公带来的必然形态。比绑架勒索这样的犯罪行为更可怕的是，我们缺乏共享繁荣同享丰盛的杠杆与支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这其实是早就提出来的老话了，但“共享发展成果”还是遥远的理想。

　　煤老板的富裕，是建立在矿工的低工资和高风险基础上的，“一寸黑煤一寸血”，让我们充分领教了什么叫“社会不公”。你不能指望普通老百姓都能“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社会不公，必然带来天怒人怨。而“山西煤老板成绑架诈骗重点对象”无非是社会积怨的一种爆发方式。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社会不公的增加、难以遏制的贫富差距，这是我国在快速增长和结构变化中迎来的严峻挑战。正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曾在《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与扶贫》中所提到的：“中国也面临人类发展方面的巨大挑战，其中最严峻的是诸如失业率不断增长、社会和经济不公平的加剧、没有保障体系足以应付变化的条件、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和毁灭带来的威胁……”过于悬殊的受益差距，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必定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负效应。

　　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暴富的煤老板只与当地管着他们的“权力”共享繁荣、同享丰盛。不仅是暴富的煤矿行当，其他任何暴富的行当大抵都一样，比如征地拆迁弄房地产的富豪们也是这个样子。暴富者通常只让地方权力分一杯羹、切一块蛋糕、动一块奶酪，他们给出的那点“小头”，对于工资收入并不太高的官员来说，怎么也是“大头”，大大超过“工薪”了。所以，面对“官煤勾结”中某地“没有一名公职人员主动撤资”的新闻，实在也用不着吃惊。只与权力同享丰盛、不与百姓共享繁荣，这就是现实的两极——危险的两极。

　　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理应信奉公正、共享、发展、和谐的基本理念。共享繁荣、同享丰盛，就是对不公平不协和的反动。要共享繁荣同享丰盛，就需要在繁荣丰盛之前有完善的制度设计、在繁荣丰盛之后有具完备的调剂功能。我们在“前”“后”两个层面，目前都还不见有效的“杠杆”。一个不具备完善调控、调剂功能的社会，必定是问题层出不穷、难以和谐协和的，最终必定危及社会的发展进步，正如缪尔达尔所说的：“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

　　共享繁荣同享丰盛，是和谐社会协和世界的支点。我们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感受到，我们需要一个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只有少数人暴富受益、只让权力享富得益，那只是有增长、无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早已证明了：共享的社会才是均衡的社会，均衡的社会才是安全的社会，安全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和谐的社会才是真正发展的社会，真正发展的社会才是真正理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