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效审计，十项目无一清白？

　　年年搞审计，次次有问题。在《深圳市2005年度绩效审计工作报告》中，深圳此次圈定的涉及政府采购、教育、公共交通、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10个审计项目，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问题。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将对深圳年度绩效审计报告进行分组审议，许多人大代表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除了审计，我们还应该做什么？（《第一财经日报》11月22日）

　　审计是牵动千万人心的热门词汇，一年一度的审计报告被形象地称之为“审计风暴”。两年前，深圳开全国之先河，对几个财政投资项目进行了绩效审计，但令舆论哗然的是，绩效审计依然难当大任，难以逃脱事后监督之困，虽然“审”出了许多问题，却陷入了“无法处理”的尴尬境地。看到创新开展的绩效审计工作遭遇现实之困，不禁要追问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众所周知的道理是，这当中涉及到较为复杂的体制问题，大多与经济利益有关。正如审计长李金华所说，一些部门“屡审屡犯”的根源在于“部门利益的驱动”，尤其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单位会钻改革的空子违法违规。

　　此次披露的绩效审计结果，问题主要集中在资金使用绩效低下、经营项目亏损严重、公共资源被违规占用和政府工程被层层转包等方面。拿问题最严重的是深圳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大厦项目工程为例，深圳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大厦项目开工建设前未进行可行性研究，也未编制项目总概算，计划投资额由立项时的2980万元增加为2001年的3.02亿元，属典型的“三边”工程和“钓鱼”工程；而且主体工程层层非法转包、部分单项工程未招标、建设工期延误。显而易见，问题的产生源于监管的匮乏，更源于事后处理的疲软。问题披露后，接着便应是毋庸置疑的责任追究，但如何落实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纷繁复杂、纠缠不清的难点，至今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一再呼吁，必须对我国责任追究的传统模式予以反思，在制度设计和监管机制上寻找出路，但年复一年，严酷的情形却未有可观的转变。绩效审计毕竟只是一种事后监管的手段，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全程监督和事后惩处机制。

　　温家宝总理曾经讲一句话，披露审计结果的最基本的目的是整改，不是为了披露而披露，披露不整改有什么用？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腐败的良方，在于良好的制度建设，要从制度上下足工夫。尤其是不能习惯于马后炮式的事后追究，而要做好事前监管和事先防范。但制度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眼下最为紧要的则是，问题产生后，如何做好做实事后追究，以儆效尤，而不是只“追”不“究”。这就要求，“权”与“责”必须对等，实施“问责”机制，谁有责任谁就该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让掌握权力的官员在滥用权力后承担必然的责任风险，才能使放荡的权力真正受到必要的约束。

　　针对一些官员热衷于乱铺摊子、乱上项目，只问投入、不问产出，花大钱、办小事，以及“要钱大张口，花钱大撒手”等弊端，有关专家指出，只有将绩效审计的结果与官员的政绩挂钩，用制度来规范考察领导干部的政绩，才能让他们觉得财政资金捏在手上沉甸甸，才会用起来慎之又慎，力促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让违法违规的责任人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埋单”，可谓是切中了要害。

　　要强化审计工作对政府投资的监督职能，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效益审计”，加大审计工作及结果的透明度。这就需要，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让审计成为全体公众的事情，开拓举国上下“群防群控”的审计新局面，让审计部门的审计扩大成为全民的审计。如此，还有谁敢于滥用权力、盲目拍板，那无疑会暴露于阳光之下，自绝于人民，和人民为敌，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