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商的挟持与政府的被挟

　　年关将至，上海的房地产商仍在为“保价”博弈不止，北京的房价依旧一路高歌，广州、深圳的楼市突然反弹。一位被看作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代言人”的老板更是口出狂言：“房产品牌就应该是具有暴利的！”这在两个“国八条”双剑出鞘的房地产宏观调控之2005年，颇具有讽刺意味。有论者认为，某种程度上，一些地方政府已为开发商所“挟持”，一起绑在了房地产飞车上，开发商自然就有恃无恐。我则以为，有些地方政府早已堕落成开发商的伙伴，以至相互勾结，乐在其中，乐而忘返。（11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地产大鳄的“暴利有理”论很可能是2005年房地产界最大的狂言，这既可以看成整个行业心态的某种反应，实际上也是“自供状”。一份调查表明，房地产业的税后净利润居各行各业之首，比处于第二的电力煤气行业的利润高1倍，比社会平均利润高5倍。由于暴利，房地产市场改革的18年，也是盛产亿万富翁的18年，各种国内富豪排行榜上，房地产富豪连年占据半壁江山。《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中，房地产行业共76人，占了19%。全球500强企业中却鲜有房地产商。而福布斯全球首富共476人中，只有29人属于房地产业。

　　产业经济的一般规律表明，任何产品要获得超额利润，必须具备技术或资源上的稀缺性，是稀缺产品。而造房子有何高精尖技术？

　　从国际上说，房地产是成熟的传统产业，行业利润接近社会平均利润，而在我国，开发房地产竟然胜过开金矿，自然超出了理性的轨道。

　　本来，一个文明社会中，住房是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权利。无论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计划体制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作为稀缺土地资源的所有者，理当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措施如住房公积金制度、经济适用房制度、公屋制度、廉租屋制度等，来建立公平的住房保障体系。特别是在国内土地产权国有的情况下，政府既有义务也有能力保障民众的基本住房条件。但一些地方政府却把为公众谋福祉当成了一种利益追逐，在所谓的经营城市的理念下，通过垄断的土地资源大搞权力寻租，以满足城市急剧扩张，建立种种政绩工程的资金需要。尽管2002年7月1日起全国全面实行了开发土地招投标制，但是暗箱操作，“条子腐败”，“官房勾结”等，却仍然成了经济转型时期不少地方官员的经典堕落之路。

　　事实上，土地是房地产企业的利润之源，在当下能获得低价土地的，往往是与政府相关，或者是具有特殊关系背景的人(企业)。他们一旦获得土地，就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主宰，土地的行政性垄断由此转化为市场性垄断。可悲的是，本应担当起监督制约职能的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获得财政收入的目的，成了高房价坚定的支持者和支撑者，不仅肆意买卖土地资源，且对于开发商随意变更土地用途，包括小区规划的改变、绿地减少、甚至廉价房摇身一变成市场房等行为听之任之，根本不加约束，再加上商业银行的从中渔利，导致国内房地产的价格坚挺，成为暴利性行业。

　　说到底，这种暴利主要表现为对于普通民众土地权益的肆意掠夺。长久以来开发商的暴利与土地资产收益分配不公有关。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所作的调查显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20％到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5％到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到30％；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等，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占40％到50％。说穿了，房地产暴利是形式合法外衣之下的实质上的不当得利。

　　结果，在这样一场房产业的暴利盛宴中，被剥夺了土地权益的农民从此流离失所，承受着能以承受的生活之重；公薪阶层为满足基本的生存权，被迫充当着高价房产的牺牲品。除了房产商在攫取暴利中疯狂生长成巨富大鳄，成了要挟政府的资本力量，在暗地里窃笑，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堕落中收获了GDP、财政飞速增长的快乐，权力人政绩的快慰以及中饱私囊的快意。以至如今房地产打个“喷嚏”，地方财政就“感冒”。于是，从“被要挟”到投怀送抱，从制约监督到相互勾结，从利益博弈到狼狈为奸，就成了自然的选择。面对沉沦，一些官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要他们担当起调控房价的职能，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