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应寻找取信于农民的新途径

　　当整个社会把目光聚焦到广大农村的时候，我们法院工作的聚焦点也应该向农村转移；当整个社会在关注农民问题的时候，我们法院也不能无视农民涉法问题的大量存在。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中国的现实国情，也是司法改革必须研究和不可逾越的艰深课题。带着这样的思考，笔者想冷静地解剖一下目前法院在农村的现实状况，同时权衡一下法官在农民心目中的位置，以便为我们法院寻找到取信于农民的新途径奠定基础。

　　这里说寻找取信于农民的新途径，是因为在笔者看来，法院在农村足以依存的社会基础已经被淡化，法官能够取信于农民的基本途径已经被隔离，社会在转型的同时，我们法院、法官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并没能及时转型，所以，我们现在似乎已经被孤立了。面对这样的现实，法院要在广大农村实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就必须取信于民。在此状况下，我们取信于农民的途径是寻找而不是重建，其理由有四：

　　（一） 由于乡镇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落实，已经摧垮了法院在农村取信于农民的基本纽带。

　　大家知道，在推行马锡五办案作风的时代，法院提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法院干警与农民的血肉联系是在生活、劳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而且在原有的体制下存在着乡镇司法所这一带有行政性质的调解组织，还有村民调解委员会和联防队等诸多群众性的自治组织，这些组织很大程度上将法院工作与广大民众联结成了一个整体，法院工作完全是在群众路线指引下完成，所以能够赢得农民群众的信赖和欢迎。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社会急速发生了转型，市场经济冲击了司法在农村的原有基础，特别是乡镇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落实，让司法所成为虚设、村民调解委员会和联防队普遍解体，摧垮了法院在农村取信于农民的基本纽带；法官到了农村形同抓瞎，变得盲目而无所依存。

　　（二） 诸多因素导致的法院工作方式让法官们离开了田间地头而孤独地走向了法庭，法院也就由此丧失了取信于民的最佳信息资源。

　　关于这个话题各方面已经探讨得很多了，笔者这里不想多说。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得失尚待定论的话题，但是单从取信于民的角度讲，是有失的。

　　（三） 律师事务所、法律事务所的自负盈亏和律师、法律工作者的高额收费，阻隔了法院、法官与农民的联系，甚至妖化了法院和法官。

　　司法所、调解委员会、联防队等政府或群众自治组织解体或瘫痪的状态下，在法院和农民之间代之而起的是律师事务所和法律事务所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都肩负法律规定的特定职责，然而，由于目前农村律师、法律工作者队伍管理的混乱，有相当一部分律师、法律工作者只以营利为目的，不讲职业道德，他们用与法官的关系为砝码盈利投机，用损坏法院和法官的形象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久而久之达到了妖化法院和法官的恶果。

　　（四） 以高文凭、年轻化为核心的法院内部人事改革，让能够联系农民的法官退居二线或者退休离岗，使法院失去了对农民的基本感觉，自行消减了取信于农民的宝贵资源。

　　法院人事变迁是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完成的，曾经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农民出身、退伍军人出身的法院干部们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代之成为法院主力的是年轻化、高文凭的大学生们，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现任法院的领导，虽然他们当中不乏农民的儿女，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了真正农民的切身体验，当这些法院新秀们站在审判台上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对农民的基本感觉，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蔑视农民了，这也是我们法院难以取信于农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样的现实之下，法院取信于农民的途径已经被闭塞，新的途径有待于寻找而不是重建。笔者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能够亲身感知农民的痛，也能感受基层法官的无奈和孤独，所以力图关注法院关于农村和农民的话题，但是时至今日愿意将这一话题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人好像没有，而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却已经开始制约我们法院工作的整体进程，还有很多这方面的隐患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既然说到是寻找，笔者自然也没有一个成熟的思路，同样也是在寻找之中；不过有几点感慨还是要抒发。

　　（一）在广大农村，要真正做到“司法公正，一心为民”，就必须从树立法官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开始，只有法官个体被农民认可，法院才能够有权威。笔者以为，司法权威的核心是“威”不是“权”，权力是法律赋予的，而威信是法官做出来被人民群众认可的部分；离开了人民群众的认可，权力会成为一种虚设，权力者最终必会陷入尴尬和孤独；威信是在理解、信任基础上建立的，没有农民的理解和信任，不仅不能建立预期的司法权威，还会引发农民的对立情绪，从而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二）我们现在有些法院，有些法官，并没有脱离农村的环境，脱离农民们的圈子，却总是不断拔高自己的形象，变得越来越现代，越来越时髦，越来越形式化、官场化，他们不会说农民的话，不懂得农民的生活，不懂得农村的现实状况，如此这般，怎么能够取信于农民？更有甚者，有一些年轻的法官，总是用一种蔑视的眼光看那些农民当事人，总是用一种教训人的口味对农民当事人谈话，这让他们怎么认可我们？说实在的，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懂农民的心，谁用蔑视的眼光看我，我会永远蔑视谁；何况广大的农民呢？

　　（三）实际上，中国的农民是最好说话的，他们承受了过多的社会重压，明白这个社会过多的苦难，只要有人给他们一个最起码的尊重，他们会给你最大的回报。可惜我们有些法院领导或法官，总是浮在上面，总是钻在文件、法条里面，怕见群众，怕见农民。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农民，也没有耐心了解农民，对于自己不懂的人和事他们当然怕了。

　　然而，形势的发展，社会的需要，让我们法院不能再回避农村和农民这样一个宏大的话题，要研究这个话题就得从取信于农民开始，眼下还没有可供我们选择的经验和途径，所以需要寻找，需要研究和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