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弃鞭炮的两种民意耐人寻味

　　临近大年夜，记者回到了山东农村的老家，令人惊奇的是，往年的鞭炮声一直没有响起。以为到了晚上会多起来，可是一觉睡到天亮，也没有听到几声鞭炮。问了才知道，现在村民把钱都花在发家致富上了，对于鞭炮，他们认为既费钱又危险，不怎么买了。（1月31日新华网）

　　这条来自山东农村的消息，读来让人备感新鲜，更有了一种另类的感觉——这几天的媒体上，触目皆是为鞭炮开禁的欢呼和大年三十“电闪雷鸣”的报道，相比之下，山东农村却不闻鞭炮声。这种南辕北辙的反差，几多耐人寻味。在农村，从无禁放一说，农民们历来是想放就放。然而没有任何束缚，农民们却选择了与烟火爆竹告别——舆论说城市的开禁是顺应了民意，那么这个山东农村的告别，不也更真切地体现了民意吗？民意当然应该尊重，然而在放还是不放这个问题上，截然不同的民意却凸现了品位的高低；我不想说不放不行的民意是如何苍白浅薄，然而我不能不说，能放也不放的民意，显然更具理性。鞭炮在山东农村的淡出，乃是农民经过实践检验之后作出的选择，这种放弃，依我看更代表着文明的行进轨迹。

　 不放不行的理由真的让人感到很勉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禁放牺牲了传统文化，甚至将圣诞等“洋节”的走红也归咎于禁放导致的“土节”的寡味。对“土节”不屑一顾，对“洋节”趋之右鹜，确是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失敬。这种失敬所带来的，不仅是传统节日的黯然失色，更有传统文化的隐性流失，然而这与放不放鞭炮有多大关系？今天在某些国人心头，有一个解不开的崇洋情结，信奉的是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情结如斯，少不得要对“洋节”乃至“洋文化”顶礼膜拜。这个背景不去，即使天天把鞭炮放得惊天动地，传统文化恐怕也还是要牺牲的。

　　有人说，从禁放到开禁，法律与民俗博弈12年，终于以民俗获胜告终。放鞭炮是一种民俗，然而是否举凡民俗都要高于法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即使在开禁之后也不该告终。传统风俗能生生不息，就因为在绵延中不断革故鼎新。倒是如果一成不变，一举一动都照着祖宗规矩行事，岂不是把自己异化成了新舞台上的旧道具？问样不能不思考的是，如果不放不行真的是民意，那么也让人看到了这种民意的“人格分裂”：对环境污染深恶痛绝，却可以对燃放鞭炮造成的环境问题视若无睹；将环境宁静视为自身权利，却可以对燃放鞭炮的“声音暴力”充耳不闻……这样的叶公好龙，作为一种思维定势、行为模式，其实是比不放不行的开禁论本身更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