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读到几篇论及道德的文章。其一是1月19日《北京青年报》蔡方华的《道德银行的垮掉决不是坏事》，其二是1月19日《东方早报》冯雪梅的《我们的道德感哪儿去了》，其三是今年第2期《杂文选刊》杨耕身的《中国不能承受之感动》。于是想狗尾续貂，接着说几句。
《道德银行的垮掉决不是坏事》说的是兰州首家社区道德银行在尴尬运行两年之后关门的事。我同意蔡方华先生的基本观点：道德银行的垮掉决不是坏事。把道德与银行联在一块绑在一起，那不是“四不像”也是“两不像”吧。然而，我以为，道德银行的垮掉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同样，当初好事者弄道德银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知道我所在的杭州，就有学校和社区都“办”过道德银行，其实都是“搞搞活动”层面的“东东”，弄着玩玩的，或许在社区有一点“政绩软工程”的味道，可是其兴也好，其废也好，或者不死不活也罢，还真没有多少人太当真、太在乎。
《我们的道德感哪儿去了》，说的是北京宜家店庆场面火爆“严管”排队，以及强制排队机在郑州火车站售票大厅的出现，作者提出“公德心实际与贫富无关，与他人无关，只关乎躬身自省”，并问：我们的道德感哪儿去了？我倒不一定完全赞同“公德心实际与贫富无关”之说，世上有衔着金匙降生的人，也有衔着木柄降生的人，贫富之别对个体的人来说是能够导致公德心道德感的差异的，甚至可能衔着金匙降生的人更缺少道德感公德心；但我很欣赏“我们的道德感哪儿去了”这一最普通的发问。我们的道德感哪儿去了？作者有问无答，但我觉得这些年来评头者论足者对“道德”两个字予以“妖魔化”或“准妖魔化”有一定关系。
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道德”俩字特别不被待见。许多评论大侠一见“道德”这两个字就仿佛见了贬义词，或者说，仿佛是见了烂词。只是论者忘了道德有真道德和伪道德之分，忘了道德有基本道德和非常良德之别，以为道德只有所谓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三类，既平面，又死板。因此，拿“道德”开涮的文章就不时冒出来，“道德可笑论”、“道德骗人论”、“道德无用论”一路论下去。你一开口说是倡导道德，那对不起，你就是“反道德的道德苛求”、“伪道德的道德标高”。
亚当·斯密在写了《国富论》之后为什么写《道德情操论》？这个问题没人去细想。其实最简单、最本源的答案，古希腊哲人普鲁塔克早已说过：道德是永存的，而财富每天在更换主人。有人以为别人会以道德来替代法律，那样是如何的可怕。其实，没有人傻到连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法律都分不清。但道德并不是与法律无关。美国学者富勒写过一本《法律的道德性》（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2005年1月出版），详细阐述了两者间的关系，提出“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他清晰地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后者则是“你不得”“你应该”那样的最低出发点；而即使是“愿望的道德”，尽管它与法律不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但富勒认为“它的间接影响却无所不在”。
可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把“道德”简单化处理，甚至狠不得给这两个字身上直接装上“删除键”。《中国不能承受之感动》一文以带着捡来的妹妹读大学的洪战辉和下矿井挖煤助学的小学老师刘念友为例，提出这类感动令中国“不能承受”，尽管“中国不能承受”是大话，准确的应该“作者我不能承受”，但这算是见仁见智的说法，你能承受也好，你不能承受也罢，与别人干系不大；而文章最后一段引用的是张远山在《反道德的道德高标》所说的话，则是典型的“道德简化”：“真正的道德就像空气那么重要，又像空气那么平常；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空气，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道德，则是最好的道德。”在我看来，这话的前半句应该将“真正”两个字修正为“普适”，那样是比较准确的；而后半句则是似是而非了，作者忘了“最好的空气”其实并不是“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空气”，而是优质的、清新的、最好的空气，这样的空气，恰恰是能够被人感觉得到的！与空气之优之良相同，道德中也有“良德”存在。面对洪战辉、刘念友那样的良德，他人可能觉得“不能承受”、高不可攀，而对于良德拥有者洪战辉、刘念友本人，可能也是很自然甚至是很生活化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过，“最有道德的人，是那些有道德却不须由外表表现出来而仍感到满足的人”，我相信洪战辉、刘念友就不是那种“由外表表现出来而感到满足”的人，他们的事迹被“表现”出来，则是他人，比如媒体所做的事。
道德有“凡德”与“良德”之分，作为“义务的道德”的“普适的道德”，是“凡德”，是“普通的空气”，是为人为事的底线；而“良德”是相对较高的境界，对“良德”的要求，就像对大气监测中优级空气的要求，自然要高许多。向“良德”学习，并不是要你都成为“良德”，而是希望你汲取“良德”的营养和力量，以坚固“凡德”的底线。只要你守住“凡德的底线”，那么，你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从一般意义上说，道德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道德是用来守住底线的；道德是心灵，道德不是手段。
最后我套用一句“名言”而言：道德不是万能的，没有道德是万万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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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方华：道德银行的垮掉决不是坏事
2003年底，兰州首家社区道德银行在城关区红山根二村宣布成立，让有关人士料想不到的是，有了银行之后，登记在册的好人好事反而变少了，社区居民大多不愿意到银行里“存取道德”，在尴尬运行两年之后，这家道德银行终于破产关门。与其它各种经济和社会实体的关张不同，道德银行的破产并未引发惋惜之情，相反，它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反思与忧虑：在道德建设这个大命题下，一些名为创新的“举措”，实际上也许不过是歧途。
就如同红山根二村的居民所表达的那样，“道德”与“银行”这两种事物本身就是无法沟通的。道德是一种社会规范，它约束和指引人们如何更好地相处，从道德的内在涵义而言，它不仅无法储蓄，也不适合兑换。如果我们硬要通过一种创新模式，把道德变成社区里的“通货”，那么，道德行为就变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服务交换，变成了最原始的“贸易”，这样的道德与红山根居民原本乐善好施的精神追求是相违背的。
从普通人的自身体验来说，道德行为与功利目的很难完全剥离开来。中国传统观念里类似“好人有好报”的各种箴言，实际上也是以自利的效益推论，来推行利他的道德观。不可否认，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在人类社会有着漫长的历史，也许在今天它仍然保持着活力与效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功利的方式推行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是正当的。无论回望历史还是着眼当下，那些能够流传久远的道德楷模无不是放弃回报而追求道德完善的，从无私助人的雷锋叔叔到自强不息的学子洪战辉，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很难看到道德回馈的思想痕迹。如果道德真的沦为可以兑换的事物，道德所寓示的全部人性光辉就很难再让人向往。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红山根居民才对道德银行那么抵触，也正是因为道德银行的“回馈模式”走向了道德的背面，它才会最终垮掉。
道德银行不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简单套用了经济学模式，以“投入——效益”原则指导一种精神行为，其潜台词是通过追求道德的效益“最大化”，来唤起更多的善行。道德银行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实际上在经济学家们的案头已经被演绎过，困窘的经济学家甚至不得不引入“来世说”，以求平衡道德支出与收益的账表。而所有这些困境，其实都是在提示我们，在普遍追求效益的社会风气下，个人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建设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那种试图以交换原则来建设公民道德的探索，很可能恰恰是缘木求鱼。
红山根道德银行的垮掉决不是坏事。两年多来，道德银行这一急功近利的“四不像”已经波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道德记账”的风气甚至弥漫在校园里，为了让自己的道德报表看上去更美，有的孩子把零用钱上缴给老师来扮演拾金不昧，有的孩子则追着邻居干活以“助人为乐”，如果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下去，发自内心的道德行为只会越来越罕见，美好和光辉的人格也会被庸俗的尘土所湮没。
以利诱人者，利尽人散，道德银行所发出的错误“道德指令”早就预示了它的结局。我们应该寻求更正确的道德之路。
冯雪梅：我们的道德感哪儿去了
上周末北京宜家店庆，场面火爆绝对超过想像，连三环路上通往宜家的路口，都为了限制车流而封闭。店门口站满警察，入口处拦起绳子迫使购物者顺次而入，保安拿着大喇叭不停地喊话要求大家排队，店内工作人员死死紧紧盯着出入口毫不懈怠。出现如此场面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护现场秩序。听起来有些可笑，这却是进行促销活动的商场常有的举措。
几天前有条新闻：强制排队机出现在郑州火车站售票大厅。该机器直径一米，只能沿顺时针方向旋转，并且它的四分之一缺口每次只能挤进一人，谁想插队，没门!看着宜家门前的混乱，再想想为了一份免费的麦当劳早餐、一台低价的促销电器，不顾一切推搡拥挤的人群，还有公交车站、火车售票窗口的肢体冲撞，估计这种强制排队机大有市场。
有人说，得用“技术思维”解决不守规矩、不爱排队之类的“道德难题”，强制排队机的出现就是成功的范例。其实我真不知道，是排个队容易，还是发明一台机器容易。
反正，反思自己公德意识的人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理由：在因秩序混乱而导致意外事故的商业促销中，批评商家惟利是图；在布置会场的盆花被人哄抢一空时，批评组织不够严密，给不良行为提供了土壤；更高一层是从制度和体制上找原因，像潜规则盛行、资源稀缺、立法不完善之类。
这些原因是否成立？当然。但是，没有谁能够保证商家一定慷慨大度，制度的设计一定完美无瑕，资源的供给永远充足，立法总是超前。相比较这些，个人的规则意识、公德心相对更容易养成。
而现在，恰恰是对道德意识这个最根本的基石避而不谈。按说，排队是资源配置最公正但低效率的方式。为了公正，我们宁可选择低效率。可当排队演变成一场力气比拼时，我们不仅丧失了效率，同时也牺牲了公正。没有人在乎这些。批评者们往往怀着天下富足万事大吉的乐观。果真仓禀足而知礼仪吗，不是!
一个在香港居住了十年的内地移民刚刚给我发来一封信，说春节快到了，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来港旅游，高兴之余又心生担忧。香港人本是很欢迎内地游客的，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守规矩，不讲公德，引得港人侧目。她这个内地人心生惭愧，于是想写文章提醒内地游客注意。
信里谈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随地吐痰、乘扶梯靠右站、坐车要排队之类幼儿园孩子都该知道的小道理，可一想到去年香港“迪斯尼”乐园内地游客上演的那出闹剧，就觉得这些提醒绝非“小儿科”式的唠叨自语。
我不相信，一个以贫穷、制度不公等等理由为自己失德辩解的人，能在富足之后，变成谦谦君子。公德心实际与贫富无关，与他人无关，只关乎躬身自省。
我们都会对滥用权力咬牙切齿，对社会不公义愤填膺，对惟利是图的人感慨颇多，但当我们可以从从失德中获得好处，从损人之中利己时，谁还会记得正义公平、制度规则呢？我们的道德感哪儿去了？
杨耕身：中国不能承受之感动
感动纷至沓来，在冬日的中国。当洪战辉这个名字像风一样，带着爱与人性的圣洁火苗，在一夜之间引燃人们深藏内心而日渐荒芜的情愫，让我们在突然之间发现，世间其实有那么多的感动，需要我们带着泪光的阅读，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终至——不能承受。
媒体与公众对洪战辉的热情远未结束，12月15日《重庆晚报》又推出一件在我看来同样足以令人感动的事例：最近三年，每逢假期，重庆开县郭家镇北斗村小学老师刘念友都会到镇上煤矿下井挖煤。他挖煤挣的钱除了供儿女上大学外，就给自己班上的贫困生交学费、买学习用品、买新衣服，但他自己却天天吃白开水泡饭和咸菜。刘念友从教28年，班上从来都没有因为钱而辍学的学生。到底资助了多少贫困生，他自己也数不清。
不论是洪战辉，还是山村教师刘念友，都足以感动中国。而在他们背后，那更多像他们一样在生活的苦难中没有沉沦的，在生存的重负之下依然坚守道德之高标的，事实上有着一个更大的人群，他们都在以一种隐忍的方式手握美德，撑起中国，当然也都足以让所有在俗世庸碌而隔膜的人们潸然泪下。然而，在今天，这却已经是不能承受的感动，而这一点，也恰恰正是泪眼朦胧的人们所无法忽视的。
面对洪战辉或刘念友，我们都有了一丝类似于有惊无险后的庆幸，因为他们的出现，使得一些生命得到了照料，一些权利得到了保全，虽然这并不是他们必然的职责所在。但这是否意味着，在所有需要得到照料的生命面前，所有需要得到保全的权利面前，都会有一个洪战辉与刘念友呢？扪心自问，我们中有多少人，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去复制洪战浑或刘念友所树立的道德高标？这是不能忽视的。
另一方面，正像面对洪战辉论者曾不禁追问的那样，那些原本承担着一定公共职责的政府、医院、学校都悄然隐身，为什么冷漠地注视着一个孩子艰难地支撑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对于刘念友的挖煤助学，我们亦需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学生的受教权只有依靠一名山村教师的无私奉献来保障？都说孩子是民族未来，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一部分的未来只能放在一名山村教师单薄的肩膀之上？这更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中国得以感动的前提竟是部分职能部门的“职责让渡”，如果公民道德的高扬竟是源起于相关职能部门职业道德之不具，这是不是一种悲哀？在洪战辉或刘念友出现的地方，我所感知的一个时空是空旷而寂寥的。我们也许能够承受洪战辉或刘念友，但我们谁能够承受这样一种空旷与寂寥？我们可以感动，在泪光中祝福，但我们是否可以承受住这样的感动？这算不算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在被感动搅动的冬日天气里，我在不经意间看到的一句话，却给我带来了温暖的想象。这就是张远山在其《反道德的道德高标》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道德就像空气那么重要，又像空气那么平常。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空气，让人感觉不到存在的道德，则是最好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