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救救孩子”

　　最近，《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成都一名叫张玲（化名）的小学女生，在当上班里的小组长后“以权谋私”的情况。请看记者的现场目击和采访：

　　只见几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正在她给敬饮料，“组长、组长”叫个不停，而张玲却端坐在一边慢慢享用，尽显姿态。当记者问及为何把“小组长”当作领导一样如此尊敬时，一位同学抢着回答：“她是我们的小组长，管收发作业本、旷课缺席考勤等，权力可大哩！我们对组长好，到了关键时刻，组长会放过我们，给我们许多方便。”当记者请一副娃娃相的“领导”最后发表看法时，张玲神气十足地说：“当上小组长，平时好处可多哩，他们会送我好吃的，还有礼物，就像当初我送组长、班长糖果、玩具一样！

　　无独有偶，前几日，在北京丰台的一家酒店里，5个初中生在一个包间里大吃大喝，谈笑风生，醉得一塌糊涂。在“快喝，快喝呀！”一片劝酒声中，学生大声呼唤服务员添酒上菜。吃喝之后，几个学生跌跌撞撞抱着礼品盒离去。从酒店的账单上看，他们的消费是：红酒3瓶、大闸蟹6只、龙虾3只，加上其他家常菜和饮料，共计消费1587元。据店家说，这些初中生过年都收了不少“压岁钱”，他们在宴请班长，祝贺班长生日快乐，还备了礼品。

　　看到这两篇报道后，我感到心在痛，为这本应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也为我们国家的未来。这不是故作深沉，也不是耸人听闻。这种“腐败”行为和“腐败”心理已不是仅仅发生个别学生身上，而是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成都某校三年级二班的一位姓董的同学对记者说，他们班上在竞选班长时，有的同学竟为拉选票送东西，请同学吃饭，有的甚至还抬出父母的“官帽”。有的同学当了“班官”，不是想着为同学服务，而是为有人送礼物、糖果，被同学前呼后拥。像小学生中谁的爸爸官大谁在班里就有地位，中学生泡舞厅百元大钞一甩要“小姐”，把当县长、市长、省长或是老板经理作为理想等等令人忧虑的现象，经常有媒体报道。

　　学生想当“官”应该不是坏事，严重的是他们为什么想当官，怎么当官；他们在“官”位上谋点礼品、吃喝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严重的是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官念”已根深蒂固。在新的世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正在向着法治化轨道迈进，这些祖国的花朵，明天就是社会的栋梁。他们中有的可能成为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也总会有一部分成为真真正正的“官”。如果说“三岁看大、五岁看老”这句俗语有些绝对的话，那么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很难改变应是不争的事实。许许多多从小就想“腐败”、会“腐败”的人如果成为当权者，那么我国的法治化进程自然会障碍重重，这不得不令人忧虑。

　　更为严重的是孩子们对自己“腐败”的错误浑然不觉，甚至引以为荣。我们说，一个真的贪官，无论他如何欲壑难填，如何不择手段，对自己的每一个腐败行为，他都清清楚楚，哪一个行为是违法的，哪一个行为是违纪的，哪一个行为是违犯道德的。但是一个孩子，在他们的是非观念还未形成时，就让“腐败”和“官念”在头脑中占据重要地位，将使孩子以错为对、以耻为荣，从而在很多方面丧失判断是非的标准，其危害令人不寒而栗。

　　那么，是谁教坏了孩子，不能单纯埋怨学校，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那些无处不在的特权，那些以揩公家之油而自得的家长，那些不像教育而像教唆的影视，等等，都是孩子学习的“样板”，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呐喊”救救孩子，是为了不让孩子受“吃人”的封建思想的毒害；80年代，作家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呼吁救救孩子，是为了不让孩子受“文革”中“左”的思想的腐蚀；他们既为了当时的孩子们，更为了祖国的未来。现在，我们处于新世纪的开端，我们的国家虽然已经告别了封建社会的残酷，告别了“左”的荒唐，虽然孩子们过着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但面对孩子们所受到的“腐败”思想的侵袭，我们还是要面向全社会重提“救救孩子”，呼吁“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