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离不开公平

　　在全国“两会”上，“幸福感”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一位来自乡镇企业的人大代表深有感触地说：有没有“幸福感”，对于我们农村的乡镇企业来说，就是在企业打工的农民和企业周边的农民有没有基本保障。（3月12日中国青年报）

　　这位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一番话质朴无华，却又言简意赅，说出了“幸福感”本质层面的东西。“幸福感”作为人的感受，并不只是指兜里的钱多了一些；许多事实已反复告诉我们，人们的“幸福感”未必一定会随物质的改善而提高。比如农民工，打工挣的钞票显然比在老家农村种地时要多得多，然而事实上他们的“幸福感”并不多。民工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发展竞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城市没有针对他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收入明显滞后于所在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在合法权益受侵犯时几乎没有同雇主抗衡的能力……除此之外，民工在城市中被视为另类，城里人在他们面前演绎的强者心态对弱势群体的居高凌下，已成为笼罩在民工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这种背景下，民工的“幸福感”又从何说起？

　　不仅民工，即使是城市居民也有类似的感受。北京市前不久在市民中作了一个和谐社会状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半数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社会在收入、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存在不公平。这些不公平影响到了他们的“幸福感”。由此可见，作为一种高度的或极其强烈的生活满意状态，“幸福感”除了物质层面的影响，还有更深刻的背景，这就是公平，能够平等地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公众对“幸福感”的解读，明白无误地向政府传递了一个诉求：以人为本，提高公众的“幸福感”，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一位省长说过一句话：“人民政府要管公平。”这句话赢得了百姓的称赞。“人民政府要管公平”，意味着政府不仅要关心怎样把“蛋糕”做大，更要关注“蛋糕”的分配。公众期待的公平，当然不是从前的“大锅饭”；公众呼唤公平，当然不是要否定效率优先，而是在优先的前提下真正兼顾公平，不是将兼顾变成不顾。“人民政府要管公平”，意味着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决不推诿，要用强有力的“有形之手”实现社会公平。既然公平与“幸福感”密切相关，那么公众的“幸福感”理所应当成为考量政府政绩的一个主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