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不是反腐倡廉的良药

　　死刑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最为严厉的刑罚，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但何为“情节特别严重”？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标准。也就是说行为人的贪污、受贿行为是否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自由裁量。由于承办法官的法律素养、文化修养、内在品质、主观认识等等因素的差异，不同的法官在对类似案件的审理中往往形成不同的判决。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亦是如此。然而目前，对贪污贿赂案件适用死刑越来越少，多数法官对该类案件的审理在认识上形成了大致的共识：即慎用死刑。我个人认为，这完全符合我国当前的死刑适用政策，也符合我国反腐倡廉的党的政策需要。

　　首先，逐步减少适用死刑是我国刑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我们向往死刑废除那一天早日到来，我们也明白，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保留死刑的威慑力是必要的，其一是因为我国当前仍存在大量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其二是我国传统的“杀人偿命”观念根深蒂固，完全废除死刑尚不能为广大民众接受。虽不能完全废除死刑，但限制死刑适用是必要且必须的。一切刑罚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不是以国家和正义的名义报复某个“坏人”，而只是为了消除对社会的现实威胁，乃至为了拯救犯罪者。贪污受贿案件是一种贪利性犯罪，对贪利性犯罪，我们应当创造条件对行为人不适用死刑。有人担心，对贪污贿赂犯罪不适用死刑，会导致贪污腐败案件暴发，我个人认为，这种担心是完全多余的。贪官在贪污公款时，主观上是抱着不被发现的侥幸心理，而不会去想贪污多少数额被判死刑。法律对人的威慑力不在于其是否具有死刑，而在于刑罚的必然性。如果每一个贪官必然受到司法追究的话，我想没有人会去贪污受贿。我国1997刑法限制了对盗窃罪的死刑适用，近十年来，我国并没有因为限制对盗窃罪的死刑适用而大幅度增加盗窃案件。与此相对应，新刑法对贪污罪规定了死刑，但并没有因为规定了死刑而减少贪污罪的案件数量。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死刑对经济犯罪案件的预防作用效果不佳。经济犯罪案件大量出现的原因是由经济、政治、法律等各种因素促成的，政策上的失误、管理上的混乱、监督的疲软、立法的不足等等，无一不是导致经济犯罪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因此，预防经济犯罪的关键不在于施以死刑，而在于完善法制、堵塞漏洞、加强监督、违法必究等。

　　其次，不适用死刑更有利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目前，我国逃往国外的贪官较多，如何能将这一批贪官绳之以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犯罪可以判处死刑，阻碍了将这批贪官引渡回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前，全国人大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的引渡条约，承认和满足了死刑犯不引渡的要求。这个开创中外引渡关系先例的条约，无疑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务实的人都明白与其让外逃贪官逍遥法外，不如把他们逮回国关起来。如果能够将每一个逃往国外的贪官都能引渡回国受审，那么，就不会再有贪官逃往国外，这样更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

　　最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减少民愤对审判机关减少死刑适用的压力。民愤是指犯罪给人们所造成的对犯罪人的愤恨感，其基本内容表现为要求司法机关惩治或者从严惩治犯罪人。不可否认，民愤是一个以感情成份表现出来的公众舆论，与理性产物的法律是有区别的，而且，由于人民群众法律意识可能模糊，例如对国家法律了解不够，因而不一定都与法律一致。尤其是民愤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很容易被煽动，如果宣传引导不当，往往产生消极的影响。贪污贿赂犯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形象，历来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对一些贪污贿赂数额特别巨大的犯罪人，极易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其实，对每一案件的审理，法官都要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具体情节等提出定罪、量刑意见，贪污数额并不是量刑的唯一依据，法官更不能脱离法律而考虑民愤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导致社会公众对一些判决的不理解的原因在于：一是法院裁判对社会公开力度不够；二是必要的法制宣传力度不够；三是缺乏与舆论媒体的沟通。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审判的公开性，让判决结果的形成过程置于阳光之下；同时，全社会应当共同努力提高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不要让民愤阻碍我国法制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