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重于执言

　　《旧唐书》上有这样一则故事：唐朝时，有个官吏叫戴胄，敢于犯颜执法，一次为处理执言和执法的矛盾，和唐太宗李世民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朝廷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文化，广为选拔人才。后来发现有人从中作弊，唐太宗一怒之下，发布了道命令：凡有这种行为者，都必须自首，否则要办死罪。不久发现几个作弊而不自首的人。大理少卿戴胄在审判中，并没有根据唐太宗的指令把这些人处死，而是依据《唐律》，流放边疆。唐太宗十分恼火，责问戴胄说：我已说过不自首者死，你为什么判处他们流边？这样我说话还有谁相信？你是不是想干卖狱的勾当？戴胄回答说：如果陛下当即杀之，我可管不了，既然把这案件交给我办，臣就不敢不按法律办事了。唐太宗又说：这样做你算是守法了，难道要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慷慨陈词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胄为陛下惜之。”戴胄的这番话终于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转怒为喜说：我执法上有缺点，你能把它纠正过来，我还有什么忧虑呢。

　　这个故事虽然情节简单，但却寓意深刻。对于我们当前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有很大的启发。办案究竟依据法律还是凭个人意愿，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历来主张依法办事，而不能由谁说了算。但是，由于有的领导干部惯于以言代法，有的审判工作者也滋长了“摸上司意图办案”的坏作风。笔者听说一个领导干部，不顾法律规定，硬是要法院判处某人七年徒刑，据说还指示“一天也不能少”，简直比唐太宗还要专断。当时法院有人为此发愁，不知执言还是执法？这比之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戴胄还差得很远。可见，执法还是执言，在一些同志头脑中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加强法制，健全法制，目的在于保障民主，加速经济建设。作为领导者来说，既要加强对司法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又不要把个人的意见强加于司法机关，要尊重法制权威，尊重和支持司法机依法办案。对于司法工作者来说，要具有不异以身殉的精神，忠于人民的利益，忠于法律和法制，忠于事实真相，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否则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将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