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2006年7月10日刊登在北京日报上，某教授撰写的《法官短缺是一个伪命题》一文，感触颇多。
该文认为：法官的减少是中国司法改革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表现。一些法院管理人员以此呼吁提高法官的待遇，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在毫不掩饰地争取自己的利益。现在少数地区司法机关人满为患，大量道德素质低下、专业知识贫乏的人员占据着法官职位，而那些满腹经纶，充满道义感的律师不得不低三下四，仰人鼻息。有些法官或专业知识欠缺、或腐败心理作祟，在办案的过程中犹豫不定，使得本来可以立即宣判的案件久拖不决，这将导致法院积案如山。对此一些司法机构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向社会大吐苦水，抱怨人数不够，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作法……
我国的法官人数，是多还是少？是否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这个问题我不敢妄加判断，因为我未能进行翔实的调查、细致的研究。但浏览各种报道、阅读一些文章，再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却发现“事实”与“事实”之间也会存在差距。
根据一些学者的统计，中国的人口与法官比是6000多比1，法官年平均办案数为21件。的确，单纯从这些数据上看，中国法官的人数多，效率低。然而，笔者对本院2005年度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却大相径庭。2005年度本院共审结6614件，按照本院具有审判职称人员54名测算，人均结案122.48件。但在具有审判职称的人员中，除去院级领导、各庭庭长以及立案庭、审监庭、研究室等不直接承担审判任务的人员，实际办案人数为29人，实际人均结案数为228.06件。由于人员的变动、测算标准的不同以及地区的差别，以上的数据都不太精确，但从人年均结案21件、到人年均结案122.48件、再到人年均结案228.06件，是不是悬殊过大了？
笔者认为在衡量我国法官人数合理性的问题时，要考虑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我国法院是比照公务员的方式进行管理，在法院内部存在着一批虽具有法官资格，但并不直接审理案件的工作人员；二是要考虑在法官辅助人员配备上的差异，我国的法官数量高于辅助人员，而根据美国1990年的统计数据，联邦法官与联邦司法雇员的比为1:29.92；三是不同审级法院间的差异，我国大部分的案件都由基层法院审理，审级越高，其承担的审判任务越轻，而承担的指导任务就相对越重。因此，不同审级法院法官的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工作强度是存在差别的。
如果不考虑其这些因素的影响，单纯地进行比值统计，这将抹煞职业法官所承受的工作强度，影响了社会对法官职业的正确评判。北京市某法院的法官在一次采访中说：今年她所在的法院组织法官体检，80％的法官都存在中、重度疲劳问题，截止到今年4月份，院里已经有4名法官做过手术，他们所得的病都是工作压力大造成的。“法官们一天到晚，满脑子都是案子，工作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这并非危言耸听，我院一位工作了三十多年刚从二线调到民庭的老法官说：“我晚上梦见自己在写判决”；被评为2005年北京市优秀法官的一位年轻女法官说：“半夜醒来，想到自己还有100多个案子没结，就再也睡不着了。”这些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是我看到的事实、切身感受的真实。
看到“一桩普通民事案件在某县法院审理了19年无结果”的报道，作为一名法院工作者，我感到愧疚和震惊。但我们不能因此对中国的法官队伍，失去理性的判断。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间，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以及专业人才、高等人才的匮乏，大批文化水平不高的乡村干部、中小学教师、部队复员军人进入法院，法官职业大众化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造就一支娴熟法律、经验丰富、逻辑严谨、公正无私、清正廉明、崇尚法律的职业化法官队伍，成为新的历史选择。如今，北京市高级法院已经不再录用应届大学生，其录用方式转变为从下级法院遴选法官。而要被录用为北京市中级法院或是基层法院的工作人员，也须首先通过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然后通过北京市高级法院组织的新录用人员考试，再参加北京市高级法院组织的心理测试，最后再进行身体检查。这些举措都是力求将高素质的人才吸收到法官队伍中来，但法官队伍的素质要求是多方面的，它包括文化素质、专业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如何制定一个科学的评判机制，将德才兼备的生力军输送到法官队伍中去，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历史的尴尬、现实的问题，导致了我国二十多万法官队伍的良莠不齐，出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甚至是一些丑恶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但随着我国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稳步推进，我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不断提高。
当前，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就是面对法官队伍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去分析成因、寻找对策，而是简单地批评、指责，而且这种批评、指责往往还超出就事论事的范畴，演变成打击一片、否定一片的评论；更有甚者是以揭露法官、法院的丑事为乐，误导公众。这种不当的评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打击了那些为审判事业兢兢业业工作着的法官们的职业热情。甚至这种不当的评论会阻碍法治进程。因为，普通民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对法律的信仰，是通过对法官职业的尊敬实现的。当各种评论在贬低法官职业形象时，也在降低民众对法官的信任，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在我们作出评论之前，能否多一些调查、多一些分析、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研究？
一方面，专家学者指责我们的法官办事效率低、腐败无能，以至于一些案子久拖不决，造成工作的积压；另一方面，我们的法官向往某些国家的法官没有审限（案件审理期限的简称）的压力，可以随判而决，认为工作的压力已经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种反差仅仅是因为所站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造成的吗？不可否认，一些案子的积压，是出于承办法官的个人原因，甚至是源于司法腐败，但如果认为这是导致法院工作积压的主要原因，司法机关为此还敢向社会抱怨人数不够的话，则我们的审判事业真正无可取之事了！
也许没人相信法院通知当事人领取起诉状和传票时会遭到拒绝：“你们凭什么立案，他这是诬告，损害我的名誉，我要告你们法院”；“我很忙，我在海淀上班，为什么这个案子不在海淀法院审？如果要开庭就安排在8:30之前或是11点钟后吧”；“我在外地，没时间，等我三个月回来后再说吧”曾经下班后和同事一起去农贸市场送过起诉状；曾经在周末骑着自行车送过传票；曾经为了保证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去被告家作大量的说服工作，面对着被告挑衅的言行，只能强压着委屈与不平，直到被告签收了起诉状及开庭传票，并表示会按时到法院开庭，此时时针已经指向22:30……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其实在法官亲自送达起诉状及传票前，已经穷尽了“电话通知”、“到户送达”、“司法专邮”等手段。以至于有法官感慨到：“如果传票送出去了，案子就结了一半了！”
也许没人知道拿着盖着法院印章的介绍信与工作证去调查取证时，一样会遭白眼、无功而返。“按道理我们应该向你们司法机关提供复印件，但万一当事人到我们这闹事怎么办？我先请示一下总公司吧……”；“你们到银行查询账户为什么没有执行工作证？”“如果涉及到冻结、划扣等执行手续，我们会和执行员一起来办理，今天只是进行账户查询，不涉及到执行问题，而且上周来办理查询时，也没要求出示执行工作证。”“不管别人怎么办的，反正没有执行工作证就是不行，要不你们拿一个执行工作证来或是到其他营业点办理”。
对每一位承办法官而言，“审限”的压力是其他人难以体会的，但其进程却并非法官能完全控制。现在有些案子竟然是找到被告后，又找不到原告，电话联系不上，司法专邮被退回，后来才知道“原告回老家探亲去了”。在到法院从事司法工作前，有些事情我自己也不相信；但经过实践后，有些事情又不得不相信。我不知道法院有多少积案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而我自己却因此有些疲惫了。法院的积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主观因素之外，是否还存在客观原因？哪些是主要原因，哪些是次要原因？这些问题我都回答不了，因为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薪金改革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因国情的差异，在此言及国外的制度并无很大实际意义。但如今推行按照行政级别统一划一的工资制度是否合理？不同的工作之间、不同的部门之间是否存在性质的差异、强度的差异？如果不考虑任务量的轻重、责任的大小，施行整齐划一的工资制度，是否会造成“平均主义”、导致“大锅饭”的局面？有人说法院的名义工资不高，实际福利待遇却非常优厚。但不知道这些优厚待遇是地区性的，还是普遍性的？反正我每月领取工资后，首先留出一部分交纳房屋租金，再拿出一些尽人子的孝道，刨去日常的一些开销，就所剩无几了。至于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一个“家”，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
我相信专家学者的评判都是基于一定的事实，但我所了解的也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也许我们所看到的、所了解的都只是客观真实的某一侧面。在此基础上作出全盘性的判断，可能“谬之千里”。因此，现在就对“法官短缺”的问题作出一个是非判断，是否过于轻率？事物的矛盾是复杂多变的，一个结果往往是多重矛盾运动所致。面对法院系统呈现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能不能在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在考虑了地区差异、不同审级法院间的差异、队伍构成的特点、人员管理的特点等因素后，再作出一个科学的、公正的评判。
作者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