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案能让强弱之间和谐么？

　　作为财大气粗的“富士康”和拥有媒体话语权的《第一财经日报》，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而自行和解了。尽管，以笔者的好奇之心，倒是非常希望这起案件能够进入法庭的审理程序，这是因为：一是，在强者之间的诉讼中，无论是财大气粗的“富士康”，还是拥有媒体话语权的《第一财经日报》，无论是为名还是为名，或者说为了社会的正义，自然而然地不会缺少知名律师的助威，庭审中必然是律师们精彩的唇枪舌剑；二是，由于笔者对于引发强强争端的那篇文章中的真实性更为关心，大概通过庭审，“富士康”是否存在虐待员工、如何虐待员工的“真相”恐怕更是会大白于天下；三是，“富士康”作为一个企业，其名誉权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而《第一财经日报》作为媒体，其舆论监督权也需要保护，但二者权利冲突时，在法律缺少明文规定的情况之下，司法裁决往往会起到“准立法”的作用，因此，如果此案由司法机关进行裁决，或许可以在目前舆论尚不能、不敢大胆地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的社会环境中，犹如上海一家法院审理“国脚”诉媒体侵犯“名誉权”一案中，大胆地引进了“名人的容忍义务”概念那样，成为支撑媒体监督权和社会公众知情权的一个成功判例，还可以中国法制史上起到一个里程碑的作用。

　　无论是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还是从自行和解系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出发，原、被告的握手言和都无可非议——毕竟，强强之间的和谐也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虽然，因原告的撤诉未能满足笔者的好奇之心。但笔者对于这起案件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遗憾：固然，强强实现了和谐，但作为报道主角的“富士康”员工合法权利能得到维护、作为强者的“富士康”与其作为弱者的员工能够实现和谐、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和谐呢？

　　笔者认为，尽管在任何社会之中，无论是对财富的占有，还是在话语权上，都必然地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和谐，更多地体现在弱者的正当权利是否能够得以实现、弱者是否同样地具有自己的话语权。尤其是，在我们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之时，弱者法律上的权利必须得以实现、弱者必须同样地具有自己的话语权。我们说，在一个民主社会之中，需要舆论的监督；但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的是：舆论监督其仅仅作为包括权力监督在内的诸多社会监督中的一种，由于舆论并不具备法律上约束力，舆论的监督并不能够必然地使得弱者的权利得到实现。但是，舆论监督可以作为弱者的代言人，帮助弱者实现话语权，其作用除引起社会公众对某个单位、某个事件的关注与从道德层面外进行评判之外，另一主要目的就是引起相关权力部门的关注、为相关权力部门执法提供线索，进而使得弱者的法律权利得以实现。比如，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方面，只有相关权力部门对企业是否守法、是否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利进行监督，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弱者的权利；同时，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劳动保障部门具有对劳动市场进行监督、管理以及对违法企业进行处理的权力和责任。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在《第一财经日报》对“富士康”虐待员工的事件进行报道之后、尤其是在因“富士康”的起诉而引起主流媒体普遍关注的情况之下，而恰恰缺少了劳动保障部门是否对报道中虐待员工进行调解、处理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之下，恐怕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得到保护、作为强者的“富士康”与作为弱者的员工之间的和谐将无法得到实现！同时，正是由于劳动保障部门未能及时对相关报道中的问题进行调解，才是“富士康”敢于以“法律的武器”维护其“名誉权”、将记者和编辑诉诸法庭的原因吧！

　　综上，笔者认为，尽管“富士康”诉讼案最终以和解的方式而结案，因缺少了精彩的开庭审理的情节而不无遗憾，但笔者认为，劳动保障部门是否能够以《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为线索对“富士康”是否存在虐待员工问题进行调查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实现“富士康”与员工之间的和谐才是目前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