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个舞女被杀只因为不受重视？

　　“害死这么多人，得千刀万剐！”原沈阳市一电梯制造厂厂长刘学新下岗后，自去年3月起，接连杀死陪舞女并残忍碎尸。自交待共作案15起，经警方最终调查，检察院核实认定其中7起，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值得警惕的是，刘之所以选择陪舞女作为谋财害命的对象，是因为她们失踪了也很少有人重视；就是出事了，一般也没有及时报案的人。（2006-9-14新京报）

　　刘学新连杀七舞女的理由，可以说正是对社会公正底线的无耻挑战。记得前不久，国家总理温家宝到医院为95周岁生日的季羡林老人祝寿时，曾饶有兴趣地探讨了和谐这个话题。季老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温总理说：“《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也有人解释，“和谐”二字，前一个有口有禾，而“禾”，即为五谷杂粮，是指人人有饭吃，有生存的权利。而“谐”字指皆能言说，人人有表达的权利。党和国家之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让全体国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早日过上集体小康的生活，而且人人得享民主的权利和自由。可以说生存的发展的政治的权利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用温总理的话说，“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

　　生存和发展，作为每一个共和国公民的平等权利，决不会因种族、性别、年龄、职业有别而有所不同。哪怕他或她从事着被世人看作下贱的职业，比如三陪女。我在十多年前就曾撰文指出，凡是从事出卖肉体的女性大多出身于贫寒之家，大多被迫无奈，大多为了生存，其中绝少有大款大腕贪官污吏家的子女。虽然，她们强颜欢笑，卖弄风情，其实，她们的心里流着泪，滴着血；虽然，她们穿金戴银，花枝招展，其实，她们打肿脸充胖子，家庭可能就有嗷嗷待哺的幼子，卧病在床的母亲。被刘残酷杀害的36岁的“小金子”，既为人女，可能亦为人妻，为人母。我们的时代进步的一个表征即是，对于她们的存在，采取了克制和宽容，包括为她们免费提供避孕套，做健康体检等。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的社会还不可能禁绝性交易，还不可能保障每一个公民平等的而有尊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既是社会的缺陷病灶，也是有失和谐之处。

　　对陪舞女之类的职业，我们的公众仍然从骨子里鄙视，恨其无能，怒其不争，这是社会价值伦理观的正常表现。这种鄙视，有可能重新唤起失良女性的自尊心和自爱心，无疑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但如果让这种社会歧视心理泛滥开来，如果这种鄙视扩展到政府官员，行政职能机构和执法机关，则必然是有害的。比如，就因为职业下贱，“她们失踪了也很少有人重视”；就因为“自作自受”，“就是出事了，一般也没有及时报案的人。”即使报了案，也未必能引起警方的关注，未必与其他刑事案件一样得到“限期告破”的重视，或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因为“下贱”，连其公民平等享受的生存权也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甚至连其生命安全的权利也受到了公然的蔑视。也正因为不受重视，不受尊重，其人身安全毫无保障，从而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使她们成了被侮辱被迫害的群体，既被夺财又被害命。

　　尽最大的可能保障每一个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应该成为实现社会和谐，恪守社会公正的一条底线。对于陪舞女们来说，我们需要恪守的社会伦理底线理应是：虽然，我不赞成你的职业选择，但我尊重你生存的权利；或许，我不可能施爱，但我总有同情心怜悯心；虽然，我必须打击性交易犯罪，但对受侮辱和迫害的女性当保持起码的人道主义的关怀，保持理性的克制和温馨的护持；虽然，我不可能保证你的职业安全，但我必须保障你的生命财产安全；虽然，我不能提供给你有尊严的生存的自由，但我理应保护你做人的基本权利和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也就是说，决不能让社会的歧视，公众的漠视，尤其是政府职能机构司法部门管理的缺位和保护的缺失，使陪舞女们成为被公然遗忘和遗弃的群体，以至于成为不法分子任意觊觎肆意凌辱甚至恶意杀戳的对象。

　　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利和生命安全，这是和谐社会最后的底线，我们当共同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