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距离法治文明还有多远

　　在新闻叙事之前，先设问一个问题，请设想一下：如果以刑讯逼供的手段，来调查全国有多少案子是用刑讯逼供办成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一样是刑讯逼供，一样是受尽折磨，一样是直到真凶被抓才重获自由：安徽省巢湖市公安局居巢分局办案时，错误拘捕张虎、张峰、焦华、王浩4名青少年学生，他们最大的刚满18岁，最小的才16岁——还是未成年人，4人受尽刑讯逼供的折磨，被关押3个多月。（9月11日《中国青年报》）

　　在长达100天的牢狱生活中，4名原本清纯的学生遭遇了“车轮战”等闻所未闻的折磨：侦查人员轮番进行审讯，不让你有片刻休息，哪怕是合眼的机会；有的人还被罚站、罚跪十几个小时，或是双手整天都被铐在墙上。经过最长达五六天的煎熬，4人最终精神崩溃，被迫作出违心的供述。经安徽省公安厅派出的专门调查组调查发现，对4人的很多次讯问笔录没有起止时间、没有讯问地点、没有讯问人、没有记录人。

　　刑讯逼供与法治文明格格不入。在某门户网站对该新闻的网友评论中，支持率最高的是这两条简单的跟帖：“没死在里面就不错了”、“这在中国是很常见的”。这里涉及了两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如果死在里头，会是怎么样？这一天的《新京报》就报道了民警盘问疑犯21小时致死的案件：在浙江省温岭市，一位公民被巡逻民警带至派出所盘问，双手铐在不锈钢窗栅上，两脚戴上脚镣，头戴上摩托车头盔，21个小时的折磨之后，被盘问人死亡。这4位青少年尽管在里头生不如死，但好歹活着出来了；不过，如果真凶没有抓住，四个人统统被判处死刑不是不可能。

　　——在中国，还有多少刑讯逼供不为人知？目前被媒体曝光的，是否仅仅属于冰山一角？佘祥林杀妻冤案说起来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可在该案震惊了整个中国之后，在21世纪的2005年9月，照样发生如此触目惊心的对未成年人的刑讯逼供大案，可见刑讯逼供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公民的人身权利，在宏观层面已经有了宪法的保障，但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司法保障依然薄弱。刑讯逼供就是神人共愤的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害，因为它来自司法机关，动用的是司法资源和执法工具，本来是用作守卫社会公平公正底线的公器，却制造了最可怖的人身戕害与社会不公。

　　与中国古代的种种酷刑不一样，那时的车裂、凌迟什么的，是对认定有罪之人施行的刑罚，许多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施行的；而现今公安办案操持的刑讯逼供，是“罪前行为”，为的是使你认罪；罪前之刑与罪后之罚，这就是现代刑讯与古代酷刑的本质区别。而且刑讯逼供统统都是暗地里偷偷摸摸进行的，不可告人，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是为自己提高所谓的破案率，完成那命案必破的目标。

　　与古代酷刑相比，现代刑讯逼供的手段更简单，只要让你四五天不睡觉，就让你感到生不如死了，用不着五马分尸那样得拉来五匹马，也用不着小刀凌迟要割上几天割下几千片肉片。曾有办案人员动用摇把式电话机，给被刑讯者的生殖器“打电话”，这个事情被媒体披露之后，估计今天的刑讯室里是不太看得到那种古老的摇把电话机了，但是，一个手铐把你铐吊在窗户上，你就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由此看来，刑讯逼供比古代酷刑来得方便，更容易实施。

　　从根源上看，种种刑讯逼供其实都是制度性驱动下的制度性惩罚，并不见得办案人员个个都乐意为之；办案人员不一定谋求立功，但肯定要希求免责：案子办不了，会有强大的制度性责任压力；至于案子弄错了，被翻案的概率则很小，所以宁可弄错也把案子给办了。

　　刑讯逼供办错案，甚至弄死人，这样的情况全国究竟还有多少？公众不得而知；假如以刑讯逼供的办法来调查全国用刑讯逼供办成的案子有多少，假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那种种残酷手段对付那些办案人员，估计十有八九都得承认自己使用了刑讯逼供。

　　当然，这是一个悖论假设，笔者只是想通过这样的假设使办案人员换位思考一下，设身处地想想。我的正经想法是：建议监督部门进行一次针对刑讯逼供的全国普查，不妨从重案犯那里开始查询，耐心地一个个询问过去，以此普查结果为构建防范性制度提供决策依据，而不是简简单单想当然地弄什么命案必破，这必然有利于我们建设现代文明法治。

　　当代世界的法治文明早已告诉我们：无罪推定是天条；宁可漏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天网恢恢，宁漏勿错。否则，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刑讯被逼供的人。只要刑讯逼供在中国大地存在一天，我们距离现代法治文明就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