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救助机制的缺失和平庸的恶

　　9月13日凌晨3点，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向秋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吵醒，电话另一头不管他如何追问，得到的回答只是“你儿子出事了！”当向秋夫妇一路惊恐落泪连夜赶到成都时，几名学生告诉向秋，他的儿子──不到20岁的大学生向涛在校内被人用刀刺伤，送到医院后“因没带够医疗费而未得到及时抢救”，已于13日1点多因失血过多死去。（《新华每日电讯》2006年9月19日）

　　不知道这位父亲听到消息后是怎样的痛苦表情，我只觉得我有哭的冲动，但我更知道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已经不能简单用医德或者纳粹艾赫曼在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来作为合理的解释了。因为这不仅仅是医生和病人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可能随时成为向涛，医生一样可能。今夏那位某医院退休的副院长死在医院门口就是最好的讽刺。

　　纳粹分子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在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哭诉，他只是履行了情报机关应该履行的职责，拒绝做希姆莱的替罪羊。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些言论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挑战都是极为有力的。这和我们今天的困境是那么的相似，我们很清楚救或者不救是一个社会心理的矛盾，所有人必须活在这种环境之下，于是想要摆脱这种普遍困境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成千上万的人随时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种心理甚至加重这种社会心理的“帮凶”、“同谋”。作为现实困境所逼迫的畸形结果，除非在道德社会主义时期，否则我们难有作为。

　　艾希曼说，没有外在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所以他所做的不能全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何况在那种境遇里，他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这个辩护在普通情况下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艾希曼作为一个成年、健康而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必须为自己所作出的每一种选择负道义和法律的责任。在一次次个案的表面之下无法掩盖个人德性中的冷漠、无情、缺失与痛苦，社会机制的缺失并不足以抹去个体道德上的过错，任何个体毕竟是作为个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身份出现。任何一个人处于危难边缘而无助和无奈的境遇下，医生和医院的“铁石心肠”就不应该负责任了吗？

　　任何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与个体的努力无不关系，传统道德又瓦解，而我们的整个社会却没有建立起一个普世的维护弱势群体的良好机制，这个责任又该谁来负？这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不仅仅是“医生们”时常表现出来。这不是一种过错，但又是一种无可推卸的错，就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过错，构建起了千百年来我们对待类似问题的态度和复杂的经历，而教训是那么严重，比如一次次的人祸中我们惨烈的经历。

　　我们这个恶劣的性子，是需要一场灵魂的忏悔和反思的，如果不能建立起基本救助机制来抗衡“平庸的恶”，我们的恶只会更恶。最后我们将成为一个个冷漠的动物，比任何我们定义的任何可怜虫都可怜。我想以后注定还会不断的出现恶，但是笔者已经没有更多的道理可讲了，除了重复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