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拳打击谣言传播实属权宜之计

　　近日有两则关于谣言的新闻引起人们的关注，一则是面对上周愈演愈烈的“病猪肉”短信，北京市卫生局特地出面辟谣，警方还称发“病猪肉”谣言短信最高可判刑5年；另一则是重庆奉节谣传高速路建桥需18名童男童女祭神，引起当地居民巨大的恐慌。

　　消息被称之为“谣言”大致要满足这样三个要素，一是它的真实性模棱两可，普通民众一般无法辨别，二是它的来源和传播渠道都带有非正规性，三是以负面的消息居多。然而谣言本身并不可怕，怕的是谣言的广泛传播和民众的普遍信任。于是，无论是北京“病猪肉”的短信，还是奉节“童子祭神”的小道消息，都足以引起社会恐慌。

　　毫无疑问，人们对消息的信任度往往源于其一般的生活常识和过往的经验规律，不符合常识的、与经验背离过远的谣言往往不攻自破，比如蚂蚁吞大象、火星撞地球的谣言恐怕就没几个人会信。然而那些与常识不冲突、与经验相近，并与人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谣言却很难说了，正如听到“病猪肉”的谣言，人们马上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苏丹红、红心鸭蛋等曾经“刻骨铭心”的食品安全事故；人们一听到“童子祭神”的谣言，儿童失踪、拐卖儿童等深刻印象便一起涌上心头，于是“新怕加旧怕，百怕交集”，再加上权威部门对谣言反应的惯常迟钝，别说“童子祭神”让人害怕，恐怕死人复活、乾坤逆转都要成真了。

　　看来，公众在面对谣言时的软弱无力正是源自其过多的惨痛经验与内心安全感的匮乏。正如在非典时期，流言漫天飞，恐慌蔓延，然而事后人们却不无尴尬地发现，人们的直觉和流言都没有错，非典确实根危险，事态确实很严重。同样在苏丹红、红心鸭蛋时期，所谓“谣言”却似乎尴尬地充当了老百姓了解真相的临时“偏方”。这些活生生的经历都无不令公众开始变得犹豫，于是对谣言“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心态便不足为奇了。

　　目睹太多、经历太多往往令人产生灵敏的条件反射，受伤太多也往往令人变得脆弱，而在接收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似是而非的谣言时，又缺乏一种对权威部门、生活态势强有力的信念做支撑——这是时下公众对谣言风声鹤唳的根源所在。以快速严厉打击的方式截断谣言洪流流固然可取，却实属权宜之计，只有让生存空间重归安定，把“制度围墙”建设稳固，民众的内心才会树起一块坚不可摧的以对抗谣言的天然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