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为何“降价死”

　　年末岁首，杭州天天好大药房依据店里登记的“百姓缺药登记表”到市场采购中发现，表上70%的药品早已无人生产。据这家药房介绍，开业3年来共采购药品2万多种，目前只剩下9000多种在正常经营，其中有3000多种药因降价而不见踪影。（2月11日中国青年报）

　　从1997年至今，二十年间政府对药品降价次数多达20次，其降价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然而这么大力度的降价，到头来几乎皆成“空降”——药品一上降价名单，不仅马上“降价死”，而市场上的药价却仍在节节攀升，走进了越限越高的怪圈。而所谓“降价死”，死的并不是药品本身；“降价死”的后面，乃是老药变“新药”，老药变“新价”。

　　在现行的体制下，药品“降价死”其实是必死无疑。因为降价药利润空间小了，医院不愿再用，药商不愿再卖，药厂不愿再生产。“三不”之下，遂有“降价药”改头换面后高价再上市——降价变成了涨价。比如已在市场上消失的普通红霉素药品，“重生”后市场上有47种名称，价格是前者的10倍。比如名为巴米尔泡腾片的“新药”，，其实就是阿司匹林改的，但价格却从几分钱一片变到了1块钱一片，马甲一换，价格却相差几十倍。老药还可以反复“新做”。比如一个阿莫西林，就被“新做”过几十次，每“新做”一次就涨一次价。

　　在商言商，利涧最大化了还指望“超最大化”，这其实也是商性使然。尽管舆论没少呼吁商家要讲商德，医家要讲医德，“赚阳光下的利润”，但是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毕竟没有足够的约束力。更不必说，指责老药新做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其违规，又遑论“阳光”不“阳光”呢？

　　药价虚高的本质，恰是制度设计的缺陷。与一般消费品不同，药品的特殊属性决定了药品的生产、流通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质，不能完全靠市场调节，药品价格也不能完全走市场化道路。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国家，也有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支撑。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就是由国家按照安全、有效、必需、价廉的原则，制定基本药物目录；政府招标组织国家基本药物的生产、采购和配送，保证基本用药，严格使用管理，降低药品费用。用形象的比喻，就是以“有形之手”从源头上把基本药物的价格管住。与其抽刀断水，不如釜底抽薪，我们期待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为药品市场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