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激活

　　立春刚刚过去，春节即将到来，温暖的消息不少：2007年全国“十大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在温州揭晓，十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青岛、苏州、无锡、厦门和温州（2月8日新华社）；成都建筑项目老板雷云友自掏腰包20多万，在工地上摆下175桌团年酒宴——“坝坝宴”，邀请2600名农民工共进午餐（2月8日《天府早报》）；西门子等十多家在华外资企业联合发起集体拜年公益活动，从2月9日到3月5日，通过户外广告、杂志、网络媒体向中国人送出新春祝福（2月8日《中国经济时报》）……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受农民工欢迎”相比于“最受企业主欢迎”，对一个城市来说更为重要；而老板自掏20多万宴请农民工的“形而下”，相比于企业公益拜年的“形而上”更为难得。当一位老板、一家企业、一个城市，能够将目光从国富论移至道德情操论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时代在进步了。

　　前些日子，成思危先生的一番话引起强烈反响，他说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是的，企业不负社会责任，是与世界潮流相悖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企业的软实力。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没有这样的软实力，企业是缺乏生命力的。

　　市场经济有着自己的伦理原则。而最暴利的企业，通常最不会顾及社会责任和伦理原则。这样的企业就没有亚当 ·斯密所说的“合宜感”。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开篇，就是论述“合宜感”的，这种“合宜感”简单地说就是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就是公正，而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基石就是公正心；企业要想拥有公正心，就要学会从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待并约束利己心，从而放大自己的同情心。

　　亚当·斯密是窥见人性秘密的大师，他拥有打开人类心扉的钥匙。他在《论合宜感》的第一章《论同情》中，开笔就这样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雷云友摆下的民工千人宴，就是亚当·斯密思想的现实版，他所演绎的“情似大海，义薄云天”、他把关爱农民工落实到自己的生活，在今天弥足珍贵。

　　企业拥有“同情心”、“合宜感”，在利己心和利他心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这种责任，首先是人的责任和制度的责任。从人的责任层面看，作为老板的人要有这样的责任意识，因为你是企业的代表；而从制度的责任层面看，则需要制度的供给者营造这样的制度环境，让制度明确该约束什么、倡导什么。

　　无论在什么时代，人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企业主的社会责任感，都需要环境的培养和制度的激活。这样就不难理解：我们不能让“企业社会责任感”成为孤岛，可以说，孤零零地让企业培养与提高社会责任感，那是培养不起来、提高不起来的，所以要求围绕着企业的城市有社会责任感、政府有社会责任感、司法有社会责任感、媒体有社会责任感……

　　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到道德人，到人性人，这是人的价值升华，一个企业是这样，一座城市也是这样，一种制度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