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科技评奖,有很多是大领导领衔,小领导加塞儿,真正干活儿的人在中间,后面是一大堆搭车沾光的人。这已经是科技界公开的秘密了,是一种隐性的学术腐败。”日前,在向云南省政协九届五次会议呈交的题为《完善科技创新环境 制定禁止行政领导干部挂名科研项目和被评奖的建议》联名提案中,冯成建等7名委员呼吁:改革科技项目立项、成果鉴定、评奖和人才遴选的实施细则,用机制来约束行政领导弄虚作假、挂名科研项目的行为。(《人民日报》2月5日)
领导挂名科技评奖成惯例,这是一种比剽窃更隐蔽、更恶劣的学术腐败。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源于一个课题从申报到评奖,很多评委都是担任行政职务的专家,领导挂名的项目自然会更容易胜出。然而,这种状况,对真正搞科研的人是一个严重的伤害,也给整个科技界的诚信道德和创新环境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一人担任多项由财政资助的科研项目,行政干预造成了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低、监管难,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利于集体团结与合作,也不利于科技成果的创新与拓展。
据报道,一头挑着官位、一头挑着学术职称的“双肩挑”人群,正在成为学术丑闻的高发人群。去年爆出的几起有影响的学术丑闻,大都和“学官现象”有关。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的说法,国内几乎所有著名高校都已传出有学者卷入学术丑闻,被点名和被质疑的不下百人。何以如此?是“学而优则仕”的古训,还是“研而优则仕”的导向,使得政研不分和官学不分。而行政职务、权力与学术成果、学术职称、学术声望挂钩,教育科研体制缺乏必要的独立性,科研、教育机构沦为官本位体制的一部分,研究职务都相应冠以一定的行政级别,名为学者,实为“学官”,以及无处不在的官场腐败,滋生学术的腐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学者说,今日中国之高校,要找出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而高校流行的教授相当于副厅或厅级的标准“换算公式”,足见官本位意识的无处不在,以及深入人心的程度之深。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纠缠不清,学术研究被异化为仕进、待遇的一种手段。难怪香港学者郭绍棠教授在考察内地多所高校后,忍不住提高大学教师的质量提出诚恳意见:非教师的行政人员不应评定学术职称,以维护学术职称的尊严。也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言,中国惟有依靠学者,并用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并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不要做官,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望》周刊此前曾刊登一篇题为《“教授”贬值为哪般》的文章,称“教授满街走”已是中国高校教授成堆的写照。事实上,教授贬值倒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教授不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而是用来沽名钓誉、谋求一官半职的砝码。马克思·韦伯指出,一个学者要想赢得社会的认同感,无论就其表面和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但是,因目前教授职称是行政教育体制提拔干部的基本条件,不少人却试图通过教授作为升迁平台,只重视发表文章、争取课题,不重视教学,应付教学。科研院所,准确地说是“衙门”,已不再是培育人才的领地,也终于不难理解教育质量出现大滑坡的现状了。
有人质疑,眼下科研院所浮躁的学术氛围,似已难以为科技工作者摆下几张平静的书桌了。究其原因,除了这些人自身的修养,更主要是机制问题。机制问题不解决,“学官”现象短期内解决无望。依现时的国情,首先应该对科研成果评奖中的“领导含量”验明正身,名不副实者要从科研人员的名字中清理出去。需要指出的是,科研制度的改革,不能囿于科研自身的变革,还需辅以整个社会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革新,才能彻底根除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并最终还学界以清净。
